文字的魅力语言的产生语言，是人类所特有的用来表情达意，交流思想的工具，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语言由语音、词汇和语法构成一定的系统，它一般包括其书面形式，但在与“文字”并举时，则单指口语而言。那么语言是在什么时期产生又是怎样产生的呢？关于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一个大家都认可的十分确定的结论，或者说还是一个谜。人类有文字可查的语言材料大约只有４０００年左右。这之前人类语言是怎么回事，人们几乎一点都不知道。现在关于语言起源的各种说法，都是一些假说。有人认为语言起源于表达感情的感叹词；有人认为起源于像现在“劳动号子”似的喊叫；有人认为起源于对自然界的风声、雨声、鸟兽叫声等各种自然声音的模仿；有人认为起源于发声的舌头动作和手势；也有人认为起源于原始仪式中的赞歌。各种假说，不一而足。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创造了人类，也创造了人类语言。原始人类在劳动当中逐步使发音器官和大脑思维发达起来，从而为会说话创造了必需的生理物质条件。其次，原始人的劳动大多是群体协作，这就需要某种信息，如手势或声音，把一群人的动作统一协调起来。其中的声音信息，哪怕很简单、很粗糙，也就是人类最初的语言了。这种语言究竟是什么形态，现在人们已经无从考察。但一般来说可以作出这样大致正确的推测：一是这些语言有某种特定的声音；二是这些特定的声音有一定意义，这些意义可以心领神会。十大语系地球上的人类语言五花八门，种类繁多。据有关专家新近统计，全世界有５６５１种语言。但大部分语言学家确认已知的语言实际上最多只有４２００种左右。其中大多数语言没有相应的文字。现在的世界语言，可分为下列十大语系：一是汉藏语系，包括汉语、藏语、泰语、老挝语等；二是印欧语系，包括印度语、波斯语、俄语、英语、德语、意大利语、希腊语等；三是乌拉尔语系，包括芬兰语、匈牙利语等；四是阿尔泰语系，包括土耳其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蒙古语、满语等；五是闪——含语系，包括阿拉伯语，索马里语等；六是伊比利亚—高加索语系，包括格鲁吉亚语，车臣语等；七是达罗毗茶语系，主要分布在印度和锡兰境内；八是马来—玻里尼西亚语系，包括马来语，我国台湾的高山语、新西兰东部的毛利语和夏威夷语等；九是南亚语系，包括高棉语，我国云南的佧佤语、布朗语、崩龙语等。此外，还有非洲苏丹、美洲印第安诸语言。至于越南语、朝鲜语、日语的系属，尚不很清楚。所谓语系，是依照语言的亲属关系所分出来的最大的类。同一语系之下，还可按其远近，分成若干语族；语族之下，再分出若干语群。现代人发明的世界语全世界有十大语系，４０００多种语言。这一方面使人类的语言王国呈现出万紫千红、争奇斗艳的绚丽景象，为人类生活增添了丰富的色彩，创造了千姿百态的语言奇观；另一方面，各种不同的语言又为各民族人民之间交往造成了巨大的语言障碍，各种语言之间只有借助翻译才能对话。而且即使是最好的翻译，也会使两种语言的交流打折扣，部分失去其原汁原味。于是随着工业革命带来的人类广泛而密切的交往，从１７世纪开始，就有许多人开始了一种人类语言的新探险——创造一种地球上人人都能懂而且容易懂的通用标准语言。在这次伟大的语言探险活动中，有几百种探险方案都流产了，只有一个人成功了，他就是波兰人柴门霍夫（１８５９—１９１７年）。由他呕心沥血创制的世界语，是最理想的、最有影响的一种。现在通常所指的世界语，就是指柴氏创造的世界语。柴门霍夫在中学时代就树立了创立世界语的理想，并于中学毕业时拟定了一种国际语方案，这个方案被命令他去学医的父亲烧掉了。于是他重新设计，于１８８７年发表国际语新方案。１９０５年举行的第一次国际世界语大会，把他的《世界语的基础》这部语言奇书，确定为世界语准则。世界语以拼音文字为书面形式，共有２８个字母。一符一音，一音一符，语音形式和书写形式一致，词的重音一律固定在倒数第二个音节上，语法规则只有简单明了容易掌握的１６条。它的词汇主要由欧洲大部分国家语言中较通用的词组成，词根主要采自印欧语系。世界语创立以来，不仅用它翻译了大量世界名著，而且直接用它写出了大量作品。现在世界上有１０００多万人懂世界语。世界语于１９０６年前后传入中国。规范统一的普通话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有７大类汉语方言和５０多种少数民族语言。其中的７大类汉语方言，真是南腔北调。尽管方言有浓厚的乡音乡情和趣味性，但毕竟也妨碍交往。而普通话，不仅可以克服不同方言之间的障碍，而且可以使祖国语言更规范，更统一，更纯洁、健康和优美，也更方便和实用。普通话是汉民族的共同语，它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北京地方土音除外），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普通话词汇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同时淘汰掉一些不规范的词语，如山东等地的“妞儿”（姑娘），山西等地的“婆姨”（妻子），吉林、黑龙江等地的“丫头蛋子”（小姑娘），北京的“老爷儿”（太阳）等等。淘汰掉这类不规范的太土俗的词语，普通话在词汇方面才会既丰富多彩又纯洁而统一。鲁迅、茅盾、郭沫若、老舍、冰心、叶圣陶等文学语言大师的经典性现代白话作品，是普通话的语法规范。但用做语法规范的，必须是这些经典性白话文中的“一般用例”，即通例，不包括个别作家、作品，个别的遣词造句规则。至于古代白话文（如《水浒传》）以及文言文，更不能当做普通话的语法规则。普通话比文言通俗，比方言规范易懂，同日常生活语言一致，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基本吻合。它是规范、通俗、纯洁、方便实用的优美语言。学校必须用普通话教学，公民要自觉学习和使用普通话。人人要为推广和普及普通话而努力。林林总总的汉语方言汉语方言是和普通话相对而言的。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复杂的形态，以及曲折的演变过程。各种汉语方言之间的差异往往相当之大，比如北方人听客家话，厦门话，或上海话，差不多像听外语一样瞠目结舌，莫名其妙。尽管汉语方言是不规范的，要逐步向普通话发展，但它又是实际生活中使用频率很高的活生生的语言。而且，方言对文学艺术用品来说有特殊的艺术作用，很多地方民间艺术，都有浓厚的方言色彩。比如黄梅戏、越剧、豫剧等地方戏曲剧种；又如上海滑稽戏、苏州评弹、山东快书、东北二人转等等。现代某些戏剧小品，也大量运用方言，可以增加文艺作品的地域文化特色。所以，不仅要重视和推广普通话，同时也要重视和研究汉语方言。汉语方言是汉语的地方性演变，一般分为７大类，即①北方话，②吴语，③湘语，④赣语，⑤客家语，⑥粤语，⑦闽语。各种汉语方言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语音差异是方言之间的最显著区别，就像音乐唱腔的差异是各戏曲剧种之间首要的区别一样。每一种方言都有自己特殊的自成规律的语音系统。例如，同北京话的语音相比，东北话中有的该读阳平的字读为上声。如国（ｇｕó）读作（ｇｕǒ），毛（ｍáｏ被读成（ｍǎｏ）等等。汉语方言在词汇方面的差异也比较明显。往往同一事物，在不同地方就有不同的名称和说法。如北京的“馄饨”，在四川叫“抄手”；东北人的“大娘”，在山东等地叫“大妈”；“阿爹”在浙江嘉兴指父亲，而在苏州则指祖父。方言的语法差异主要表现在词序上。如东北人说“我不知道”，山东人有时则说“我知不道”；北京话说“把书还你”，湘语则说“书把还你”。历史悠久的文言“文言”是与“白话”相对而言的。“文言”是指以我国先秦时代（春秋战国时期）的口头语言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书面语言。“文言”在当初与口语基本上是一致的。后来口语不断变化，而文言却越来越定型了。于是文言与口语就分家了。虽然在文言定型化以后，也有接近口语的白话文出现在文坛上，但是由官方大力提倡和文人广泛使用与推崇的文言，仍然居于正宗的统治地位。中国自先秦以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的数千年中，那些浩如烟海的经史子集，即大量的文化典籍，都是用文言写成的。随着封建时代的终结，现代社会的到来，文言占统治地位的历史终于结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大旗，把文言文送进了历史博物馆，使白话文得到普遍的推广。文言是中国古代汉语，它与现代汉语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词汇和语法两个方面。首先是词汇方面的差异，如同一个词在文言文里是一个意思，而在现代汉语中却是另一个意思。比如“走”这个词，在古汉语里它的基本意义是“跑”，古代辞书《释名》说：“徐行曰步，疾行曰趋，疾趋曰走。”这里对“走”的解释，就是现代汉语的“跑”；而现代汉语的“走”大致相当于古汉语中的“步”。我们现在说的“走狗”，本来指跑得快的猎狗；“走马看花”这个成语中的“走”字即是“跑”的意思。又如“狱”这个词，在汉代以前的文言中，指官司、案件，而不是指监牢；当时把监牢叫做“囹圄”。《左传·庄公十年》：“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其中的“狱”字，就是官司、案件的意思。再者，随着时代的变迁，文言中的许多词语已被淘汰了，而现代汉语中众多的新词汇，是古汉语中所没有的。其次，是语法方面的差异。这方面差异也不小。比如，现代汉语的一般词序主干结构是主语——谓语——宾语，而在古汉语中，宾语有时在一定条件下要放在谓语前面。如苏轼《石钟山记》中“古之人不余欺也”（古人不欺骗我）这句话，宾语“余”（我）放在了谓语“欺”的前面。这种“宾语前置”的现象也残存在现代汉语的一些成语中，如“时不我待”（时间不等待我们）。另外，文言中时常用名词作状语。如“嫂蛇行匍伏”，“蛇行”是“像蛇一样地爬行”的意思。蛇是名词，作状语。还有名词用如动词作谓语的，如“范增数目项王”中的“目”是“注目”、“注视”的意思，名词“目”当动词用，充当谓语。我国有历史悠久而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这份宝贵遗产大都是用文言记载下来的，文言不愧是古代文化的保护神和卓越的使者。毛泽东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很好地加以总结。”我们要批判继承古代文化，了解历史知识，就要懂得文言，会读文言文。明白如话的白话中国古代书籍文献，特别是文学作品，除了主要的文言形式之外，还有白话文。如写梁山泊英雄好汉故事的《水浒传》，写唐僧到西天取经故事的《西游记》，以及被称为千古奇书的《红楼梦》，都是用白话写成的杰作。这些白话作品，是现代汉语的直接源泉，是一笔宝贵的语言财富。所谓白话，是以口语为基础的书面语。它包括古白话和现代白话。古白话是在唐代、宋代兴起的一种书面语言。著名的宋代话本小说，元、明、清三代的白话小说，以及元杂剧剧本、明清传奇剧本，还有唐代用来宣传佛教经典和教义的特殊文体“变文”，都是用白话写成的。古白话的主要功用和主要成就，体现在小说艺术和戏曲文学两大方面。此外，如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宋代程朱理学，其主要著作也是用接近白话的语体文写成的。现代白话就是我们今天日常使用的书面语言。现代白话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经过文化革命和斗争而形成，并迅速发展起来的。绚丽多彩驰名中外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如鲁迅、茅盾的小说，郭沫若的诗、历史剧剧本，冰心、张爱玲的散文，周作人、林语堂的小品文，曹禺的话剧剧本等等，都是用现代白话文创作出来的作品。至于我们今天的各类文学作品、文章，也都是白话文。现代白话除了通俗易懂之外，还具有词汇丰富、语音优美，富于表现力等许多特色。现代白话的词汇如恒河细沙，像灿烂星空，其中有鲜活的口头语言，日常生活用语，有丰富多彩的成语，谚语，歇后语，行业术语，外来语，以及富有时代感和生命力的新语汇。现代汉语拥有衡量某种语言是否发达的大量近义词，从而使现代汉语具有很强的表现力，能够准确、鲜明、生动地表达客观事物和思想感情。现代汉语大多以元音收尾，有四个声调，以双音节词为主，听起来抑扬顿挫，铿锵悦耳，具有音乐性，语音相当优美，有如歌唱一般。古代汉语的词类活用汉语的词类划分，在上古就已经奠定了基础，如实词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等类。各类词在句子中充当的成分也有一定分工，如名词经常用作主语、宾语、定语，动词经常用作谓语，形容词经常用作定语、状语和谓语，数词经常用作定语等等。这些基本功能是古今相同的。但在古汉语里，某些词可以活用，这大致包括以下几种情况：一、使动用法指谓语动词具有“使宾语怎么样”的意思。如动词使动用法：“项伯杀人，臣活之。”“活之”是“使之活”。形容词使动用法：“春风又绿江南岸。”就是“春风又使江南岸绿”。名词使动用法：“夫子所谓生死而肉骨也。”“生死”相当于“使死生”，即“使死者复生”；“肉骨”相当于“使骨肉”，即“使白骨生肉”，也是使死者复生的意思。二、意动用法指谓语动词具有“认为（或以为）宾语怎么样”的意思。如，形容词意动用法：“渔人甚异之。”“异之”是“认为它奇怪”的意思。名词意动用法：“孟尝君客我。”“客我”是“以我为客”。三、名词用如动词如：“驴不胜怒，蹄之。”“蹄之”是“（用蹄子）踢之”的意思。又如：“草木畴生，禽兽群焉。”“群”是“群居的意思”。再如“齐军既已过而西矣。”“西”是“往西去了”的意思。四、名词用作状语现代汉语只有时间名词才能作状语，普通名词用作状语的很少见。但在古汉语中，普通名词也可以用作状语。这是古汉语常见的现象。如表示方位或处所：“河渭不足，北饮大泽。”“北”表示方位。“蜀太宋以下郊迎。”“郊”即“郊外”，表示处所。“郊迎”，就是“在郊外迎接”。表示工具或依据：“箕畚运于渤海之尾。”可译为“用箕备运到……”。又如：“失期，法当斩。”“法当斩”是“依法应杀头”的意思。表示对人的态度：“齐将田忌善而客待之。”“客待之”是“像对待客人一样对待他”的意思。表示比喻：“少时，一狼径去，其一犬坐于前。”“其一犬坐于前”，是“其中一条狼像狗那样坐在前面”的意思。汉语词序与名意词序是词在句子中的排列顺序。在各类语言中，汉语词序比较严格，词序不同，句子的意思就不同了。这是汉语的一大特点。汉语词在句中的次序比较固定，从古到今变化也比较小。如主语在谓语前面，动词在宾语前面，修饰语在被修饰语之前，古今都是一致的。如汉语说“我吃饭”，意思很明白，如果说成“我饭吃”就不通、不明白了，也不能说成“吃我饭”或“吃饭我”，但在其他语言中，如在俄语里，词序可以排列成“吃饭我”称为“倒装句”。又如“妻子给丈夫倒茶”这句话，在英语、俄语、拉丁语中，“妻子”和“丈夫”两个词无论哪个在前哪个在后，意思都是一样的。但在汉语中，这两个词位置一颠倒，意思就完全变了。汉语词序有时顺序变了，虽然基本意思仍然没变，但语气，感情色彩，表达意思的重心或语法结构有所改变。如“同学们下午看电影”也可以说成“下午同学们看电影”。两句话意思是一样的，但后一句话强调出了看电影的时间——“下午”。又如“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奋勇前进”，和“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奋勇前进”是一个意思，但后一句话强调和突出了“党的领导”这层重要意思，感情色彩也有所不同。有时巧用词序变化，可以造成新奇的表达效果，增强文章和作品的说服力、感染力、表现力。古代汉语的特殊词序古汉语同现代汉语的词序基本一致，但也有少数特殊的词序是现代汉语所没有的。了解这些特殊词序，对读懂古文有一定帮助。比如在先秦古籍中，最突出的特殊词序，是宾语在一定条件下要放在动词前面，我们称之为“宾语前置”。“宾语前置”出现在以下三种条件下：一、疑问代词作宾语。上古汉语的疑问代词“谁”、“何”、“奚”、“安”等作宾语时，必须放在动词前面。例如，“臣实不才又谁敢怨？”“谁敢怨”就是“敢怨谁”。又如：“彼且奚适也？”“奚适”就是“适奚（去哪里）”。再如：“子归，何以报我？”“吾谁与为亲？”“何以报我”就是“以何报我（用什么报答我）”“谁与为亲”就是“与谁为亲（和谁亲近）”。先秦时期这种疑问代词宾语前置的格式是比较严格的，极少例外，而且一直为后来写作古文的人所遵循。二、否定句中代词作宾语。如：“邻国未吾亲也。”“我无尔诈，尔无我虞。”“未吾亲”就是“未亲吾（不与我们友好）”，“无尔诈”是“无诈尔（不欺骗你）”、“无我虞”是“无虞我（不欺骗我）”。在汉代以后的文章中，否定句中代词作宾语已经后置，这反映了当时语言的实际情况，至于仍然沿用先秦时代代词宾语前置的格式，主要为了仿古。三、宾语用代词复指。这类宾语前置的特点是在宾语前置的同时，还要在宾语后面用代词“是”或“之”也要放在动词前面。如：“秉国之均，四方是维。”“四方是维”就是“维（保护）四方”。“率师以来，唯敌是求。”“唯敌是求”就是“求敌”。现代汉语从古代吸收的成语里还有“唯利是图”，“唯命是从”等，就是这种语言格式的残留。掌握词语搭配的金钥匙亲如兄弟——同义相合这是指同义词（也包括一些近义词）相互照应，相互配合，从而增强语言的表达效果。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说过：“任何语言里真正是意义相同，用法相同，连感情色彩和气派也相同的词是很少的。一般所谓‘同义词’实在是‘近义词’，它们的意义是有差别的，尽管这种差别可能很细致。”比较看看和瞧瞧、凝视和注视、可怜和不幸、轻薄和轻狂等等，都是一些同义词，我们把这些同义词联合起来使用，就能起到相互补充、相互映衬的作用，就能避免用词重复、单调和呆板等毛病。王安石在一首诗里写道：“翛（ｘｉāｏ）然一榻枕书卧，直到日斜骑马归。”这是嘲笑状元沈文通没有什么学问，只知道躺在床上枕着书睡觉，直到太阳西斜时才骑马回家。沈死后，王安石在他的墓碑上写了“公虽不常读书”几个大字。有人在旁边看了说：“沈文通是个状元，这么写太过火了。”于是王安石才把“读书”改为“视书”（不常看书）。“不常读书”和“不常看书”是同义词，这样一改，用词上就比较准确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中有这样一句：“熊庆来慧眼认罗庚，华罗庚睿目识景润”。这里的“慧眼认”和“睿目识”是同义词，同义词与同义词相互照应、配合，显得生动活泼，不呆板罗嗦。同义词搭配妥当，还能加强语言的气势，增强语言的整齐美。比如杨朔在《秋风萧瑟》中写道：“夜来枕上隐隐听见渤海湾潮声，清晨一开门，一阵风迎面吹来，吹得人通体新鲜干爽。楼上有人说：‘啊，立秋了。’怪不得西风透着新凉，不声不响闯到人间来了。”这里的“隐隐”与“不声不响”，“新鲜干爽”与“透着新凉”都是同义词，利用这些同义词的照应、配合，构成了语言的形式美。祸里有福——反义相应《老子》里有“祸兮（ｘī），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句话。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灾祸啊，依存着幸福；幸福呵，潜伏着灾祸。”可见，有很多生活现象是矛盾的，没有“祸”，就没有“福”；没有“生”，也就没有“死”。把这些意义相反的词语搭配起来，使它们相互照应，相反相成，就能准确地表现客观事物，比如冰心在《‘花洞’的生活方式》中写道：“这种花洞的房子，外浅内深，前高后矮，冬暖夏凉。”作者利用反义词“外”和“内”、“浅”和“深”、“前”和“后”、“高”和“矮”的照应、配合。精练地描绘出了“花洞的房子”的形态状貌；又利用“冬”和“夏”、“暖”和“凉”的照应配合，准确地说明了花洞房子的特征。《后汉书·朱浮传》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东汉时的朱浮和彭宠，都是汉光帝的将军，他俩都立过功劳。但彭宠目中无人，起兵造反。朱浮在给彭宠的一封信中责问他，其中的两句话是：“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意思是，做任何事情都别让自己人觉得痛心，而让敌人感到高兴。这里的“亲”与“仇”、“痛”与“快”，都是反义词，利用反义词相互映衬，就能深刻有力地揭示出事件所蕴含的思想意义。反义词的照应、配合，在修辞上能构成一种“警策”。比如有人评论欧阳修的《泷冈阡表》时，写了这样两句话：“泣鬼号神之笔，惊天动地之文。”这里的“鬼”和“神”，“天”和“地”是两组反义词，作者将它们搭配在一起，就把欧阳修文笔所产生的艺术效果表达出来了。反义词连用，还可以表示正反对举，含有“举此两端以概其余”的意思。比如朱自清在《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中，用“多少”来表示灯的数量，用“明暗”来表示灯的亮度，用“精粗”来表示“彩苏”的质量，用“艳晦”来表示“彩苏”的色彩，这些反义词对举，概括性很强，从而使语言达到了简练、明确、突出的效果。戴着相同帽子——同素相辅汉语词汇的丰富，是同它的构词格式灵活多样分不开的。你看，同样一个“雄”字，可以合成“雄健”，可以组成“雄伟”，还可以结合成“雄壮”。更有趣的是，有人把上面这些联合式中的“雄”字叫词头，称为给它们头上戴着相同的帽子，而“雄”又是同素词。《儒林外史》中有一段对话：“他是你的老师，你也该进城看看……”；“多承老爹相爱，说信与我。”作者特意选择“老师”、“老爹”等几个部分词素相同的词，让它们相互照应、相互配合，这就叫同素相辅。据说古时候有两个妇女为了争猫打官司，其中一个的状子写着这样几句话：“若是儿（我）猫儿，即识儿猫儿；若不是儿猫儿，即不识儿猫儿。”意思是，倘若这只猫是我的，它就认识我；倘若这只猫不是我的，它就不认识我。暂且不论状子写得如何？就状子中出现的好几个同素词“儿”来说，已经把这位妇女特别喜爱猫的感情表达出来了。部分词素相同的成语也可以配合起来使用。比如《鲁迅全集》第三卷中写道：“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在这里，作者特意选用“委曲求全”和“求全责备”两个都有语素“求全”的成语，它们之间相互配合，使语言明确简练，生动有力。各有各的对象——同词相配同一个词在一句话或相连的词句中重复出现时，必须注意这一个词同它相关的词是不是配合上。鲁迅先生的杂文《说（‘面子’）》，其中谈到“面子”就是“脸”，后面的句子里又出现了“失了面子”、“丢脸”、“不要脸”、“有面子”、“露脸”等相同的词语。但“失”不能同“脸”搭配成“失脸”。可见，相同的词语虽然重复出现，但它配合的对象并不一样。理由在《高山与平原》中这样写道：“他那雪亮的‘顺风牌’小汽车照常驶来驶去……他一切‘顺风’，为什么要离开这里呢？不会的。”前一个“顺风”，指的是数学家华罗庚小汽车的牌号；后一个“顺风”，指的是“顺利”、“如意”、“称心如意”的意思。这里的同词相互配合，相互呼应，大大加强了语言的鲜明性和生动性。又比如艾青的《大上海》中有这样一段：“大上海，是一片建筑物的浪花，是千万种屋顶的浪花，是钢铁和水泥浇铸成的浪花。是电力和火焰喷涌的浪花，是人声喧嚷的浪花，是永不退潮的浪花。”作者连用了六个“浪花”，从不同角度抒发了自己对大上海的热爱之情，大大增强了语言的感染力量。“无晴”却“有情”——同音相关刘禹锡写过一首《竹枝词》，其中的两句是“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晴”与“情”都是同音词。从字面上看，作者是对“有晴”和“无晴”的说明，实际上是“有情”和“无情”的比喻。这就表明，用同音词来暗示与其相关的事物或把声音相同的词语搭配起来就叫同音相关。比如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中有这样的句子：“正直的人成了政治的人”。这里把“正直”和“政治”搭配起来，构成谐声双关，使词语显得风趣自然。又如“你们算了！”同学们答：“算了，算了，算好了。”这里作者把“算了”，“算了”，“算了”，“算好了”几个同音词搭配起来，使语言显示出一种滑稽美。比翼双飞——叠音相协汉语里的许多叠音词，犹如一对对歌声婉转、比翼高飞的黄鹏一样美丽动人。倘若能把它们搭配得当，就可以收到声情并茂的艺术效果。比如刘白羽《歌唱李仁杰》中写道：“茫茫黑夜芬芳，闪闪灯光宁静。”“茫茫”和“闪闪”都是叠音词，语言洗炼，富有形象性和音乐美。又比如朱自清《荷塘月色》的一段：“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曲曲折折”、“田田”、“亭亭”、“层层”、“粒粒”、“星星”的叠音词，“就在回环跌宕的优美旋律中”，把荷叶和荷花那动人的形态和状貌表现出来了。王国维在《人间词语》中指出：“双声叠音之论，盛于六朝，唐人犹多用之。”意思是叠音词的说法，在六朝开始兴盛，到了唐朝用得就更多了。晋朝多才多艺的刘越石还有一曲退胡兵的传奇故事呢！据说有一次胡兵已侵入我边境地区，并把一座城池重重包围，人们都束手无策。就在这种情况下，刘越石却不慌不忙地登上城楼，面对城下的敌军，徐徐吹奏起婉转动听、如泣如诉的乐曲来。胡兵听了人人长叹，个个流泪，并纷纷逃去。这个故事可以说明音乐有着震慑人心的巨大力量，叠音词如果运用得当，也能在语言里呈现出像音乐一样的旋律和节奏美。打开词语锤炼的迷宫词语锤炼与诗词例话一个常见的词语，经过艺匠经营，或赋予新的意义，或扩大使用范围，或改变原有的性质，用起来显得准确、鲜明、生动、简练、义蕴丰富，这就是语言的锤炼。在这方面，古代和现代的一些语言大师，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生动的故事。唐代诗人贾岛，有一天在长安街上骑着毛驴边走边吟《题李凝幽居》的诗，诗中第四句“僧推月下门”的那个“推”字，又欲锤炼为一个“敲”字，他边走边吟，“推”“敲”未定，在驴背上还不时做着手势。恰巧韩愈乘大轿而来，贾岛毫无觉察，两手还做“推”“敲”之势。韩愈问明原因，为他酌定了个“敲”字。“敲”字好在哪里呢？既是“月下”，李凝的幽居并非虚掩，“敲”可唤出主人，“推”则没有用处；“推”不会发出声响，“敲”门声响亮，又富于一种音乐美。鲁迅在《惯于长夜过春时》这首律诗中，原来的五、六两句是“眼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边觅小诗。”写好后，鲁迅觉得“眼看”“刀边”等词语不能准确地表达自己当时的思想感情，便将“眼看”改成了“忍看”，将“刀边”改成了“刀丛”。“眼看”比较消极、无奈，“忍看”是不忍看的意思，蕴含着鲁迅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刻骨仇恨和对革命先烈的深深悼念之情；“刀边”改为“刀丛”，更能展示当时的黑暗现实。可见，语言的锤炼与不锤炼，其境界大不相同。动词的点睛与名词的连贯动词的锤炼，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有位同学在描绘蝴蝶飞翔的情景时，曾改动过许多次，他从“飞”、“剪”、“横”等动同中选来选去，经过反复推敲斟酌，最后才定下个“舞”字，就把蝴蝶在特定条件下的形态状貌十分贴切逼真地表现出来了。王安石写过一首题为《泊船瓜州》的诗，诗中第三句“春风又绿江南岸”的那个“绿”字，并非妙手偶得，而是经过再三锤炼：先用“到”，觉得只是春风本身的状态；后用“过”和“入”，认为比较平板；再用“满”，还是缺乏色彩性，最后才选定了这个“绿”字。而这个“绿”字，不仅有色彩，有情态，显示了景物的具体形象和变化过程，而且还表现出了作者思乡怀亲之意，真是锤炼出一个动词“绿”，使这首诗的境界全出。名词的锤炼，能加强词语的整体美。比如徐迟在《地质之光》的原稿中写道：各种印象，新鲜而又庄严，使他目不暇给，驰魂夺魄。”这时的名词“印象”指现实生活留在人们头脑中的迹象，跟“使他目不暇给”这几个词语搭配不上。因此，作者在定稿时将“印象”改为“景象”。名词“景象”是指有形态，有状貌的生活形象，跟“使他目不暇给”前后连贯，搭配恰当，能给一种特有的和谐美。形容词的生动与代词的指代形容词的锤炼，能增强语言的生动性。比如魏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的原稿中写道：“他长着一副微黑透红的脸膛，稍高的个儿，站在那里，像秋天田野里一株红高梁那样的淳朴可爱。”这里的“稍高”是形容词，只能表现人物的“个儿”。作者在定稿时，经过反复推敲，把“稍高”改成了“高高”，除形容人物的身材外，还洋溢着作者对笔下人物的喜爱之情。又比如鲁迅《（坟）题记》原稿中的一句：“这是没有如此便宜的，也给他放一点讨厌的东西在眼前。”作者在定稿时，对“讨厌”这个形容词进行了几番锤炼，将“讨厌”改为“可恶”，不仅加深了词语的感情色彩，同时还增加了生动性。人称代词“他”锤炼时必须注意所代明确。比如叶圣陶《倪焕之》原稿中的一句：“他又跑到冰如那里，却真有结伴的意思。”这里的“他”字在句首，前面的几句话里又涉及到几个人物，容易引起读者的误会，所以作者在定稿时把“他”改为“树伯”，文章所代也就明确了。指示代词“这”和“那”前者指代较近的时间、地点和事物，后者指代较远的时间、地点和事物。在锤炼时，一定要认真推敲，再三辨析，不要把它们混同起来。量词的新鲜与副词的适宜量词是表示人、事物或动作单位的词。量词也经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宋朝的大文学家欧阳修，晚年自称“六一居士”。有人问欧阳修，为什么要用“六一”这两个量词呢？欧阳修回答说：“我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的金石遗文有一千卷，还有琴一张，棋一局，常常还得喝一壶酒，……再加上我这个老头，在这五件东西中间养老，不就是六一了吗？”（引自《数字的妙用》）李白描写庐山瀑布的名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就是通过量词的夸张，表现出庐山瀑布的奇特景观。柳宗元也用“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二十年”的量词来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可见，量词锤炼得好，同样能给人以新鲜感，同样能使语言妙趣横生。量词“个”的适应性很强，因此在使用时要特别注意。比如叶圣陶把“整理一个安静的书室“中的”“一个”，改为“一间”；在“镇守使的衣袋里有个单子”中的“有个”，改为“有张”；“把两个眼珠子”中的“两个”，改为“两颗”，把“有一个床”中的“一个”，改为“一张”；把“一个塑像”中的“一个”改为“一尊”等等，都是锤炼量词方面的典型例子。副词的锤炼要程度适宜。比如鲁迅《四论“文人相轻”》原稿中的一句：“荒场上又有变戏法的，石头变白鸽，坛子装小孩，本领本是不很强。”这里的“本是”属于副词，语意肯定，显得生硬。作者经过再三斟酌，将“本是”改为“大抵”，表示情况不十分精确，语气也比较和缓。要呼应自然。比如叶圣陶在《饭》原稿中写道：“十几副桌椅一张破旧的长方桌外，屋内更没别的东西。”这里的“更”是副词，同“外”搭配不上。因此，作者经过反复锤炼，将“更”改为“再”，不仅呼应自然，而且语句也通顺流畅。副词的锤炼，还应接近口语，从而“使所选副词跟整句话甚至整篇文章的风格协调”起来。连词的有无与语气词的“色彩”《宋稗类钞》中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有人请欧阳修写了一篇《昼锦堂记》的文章，主人看了赞不绝口。可几天后，欧阳修派人要把文章底稿取回，并说明要对原稿进行删改。等主人再次阅读这篇文章时，发现别的地方原封不动，只将“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两句，改为“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即在句子中加了两个连词“而”，其意义虽然没有变化，但读起来章节和谐，脉胳连贯。《文章的修改艺术》里也记载了一个故事，说魏巍写作《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文章时，先写了“他走到屋门口，可是屋门口的火苗呼呼的，已经进不去人，……”然后又将句中的连词“可是”挥笔删掉。显然删掉好，好在前后两个分句连得更紧，好在更能反映当时的紧迫情况，好在句子也更接近口语。可见，连词的用与不用，要从文章实际出发。语气词能帮助语气的表达，能在语调的基础上增加“色彩”。比如袁鹰《井冈山记·青山翠竹》原稿中的一句：“快些送我们下山去吧，莫要让我们等老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多么需要我们！”这句话中没有语气词，读起来缺少感情色彩。作者在锤炼语言时，在句后加上语气词“啊”，其效果就大大不同了。又比如王愿坚在创作《普通劳动者》时，先写了“他这鼓动工作挺不错，那件事和眼前的情景还很有些想象呀！”然后又将句尾的语气词“呀”改为“呢”。“呀”字不合变音规律，读起来不自然：用“呢”更亲切，更富于感情色彩。六种句子成分汉语有六种句子成分：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因为句子的主要意思靠主语、谓语、宾语来表达，所以称为主要句子成分；定语、状语、补语，在句子中起修饰补充作用，是次要句子成分。例如：“（枣红）马（在碧绿的原野上闪电般）奔跑。”这句话，去掉括号里的修饰成分，基本意思仍然可以明白，就是“马奔跑”。但如果去掉了“马”（主语）和“奔跑”（谓语）这两个句子成分，剩下括号里的语词就令人莫名其妙了。但这决不是说定语、状语、补语等次要句子成分就可有可无，无关紧要了，一句话要表达得严密而且生动形象，往往要靠这些次要句子成分。如只说“马奔跑”，虽然意思也正确、明白，但太简单、太平淡。而说成“枣红马在碧绿的原野上闪电般奔跑”，不仅指明了“什么样的”马和马“在什么地方”、“什么样的地方”、以及“怎样”奔跑，连马的色彩、动势、草原的风貌，也都有声有色地表现出来了，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因此，认识句子的主要成和次要成分，对口头语言表达能力和书面语言表达能力都有帮助。另外，它还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阅读，准确而简便地认识较复杂的句子的语法，以及比较隐蔽的病句，从而提高我们语法水准。如：“洒满月光的高山枕着大海和星星静静地睡着了。”先找出这个句子的主干：高山……枕着……大海……星星……睡着了。从这条主线里，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谓语“枕着”与宾语“星星”搭配不当。如果在“星星”后面加“顶着”，或干脆把“星星”去掉，这个句子就通顺了。我们可以把这种通过找主要句子成分来认识句子语法是否正确的方法，叫作“删繁就简法”。八种复句句子有单句、复句之分。复句指能分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当于单句的分段的句子。如“一个战士倒下了，千万个战士又冲上来。”“他个头不高，却很有力气。”一个复句只有一个句终语调，不同于连续的几个单句。同一个复句里的分句，说的是密切相关的事，如“他个头不高，却很有力气。”前一句说“个头”，后一句说“力气”，但矮个头与大力气相关联。复句一般分为联合复句和偏正复句，共包括八种复句。联合复句有以下四种：并列复句指几个分句分别说明几件事情、几种情况，或表述同一事物的几个方面的复句。例如：“我喜欢现代汉语，也喜欢古代汉语。”“中小学生既要学习好，又要品德好、身体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承接复句分句之间在意思上是承接的，表示连续的动作和事情。如：“小刘跳下自行车，掏出钱，买好菜，又骑上车子往前走了。”递进复句几个分句表示一层比一层深入的意思。例如：“我们不仅要掌握汉语语法基本知识，而且要精通它。”“小娟善于写文章，尤其善于写抒情散文。”选择复句几个分句分别列举几种情况，表示从中选择一种的复句。例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面对困难，要么它向你低头，要么你向它低头。”偏正复句包括以下四种：转折复句后一个分句同前一个分句意思完全相反或相对的复句。例如：“虽然我的学习成绩不如你，但我要努力赶上你。”因果复句分句中一个说明原因、一个说明结果的复句。例如：“小明因为性格幽默，所以同学们都爱跟他开玩笑。”“因为有了党的富民政策，所以很多农民都富起来了。”假设复句一个分句表示假设，一个分句表示假设之后出现的情况，这种复句叫假设复句。例如：“一个人如果骄傲自满，学习就不会进步。”“倘若失掉了自信，你将一事无成。”条件复句一个分句提出某种条件，另一个分句说明这个条件下产生的情况。例如：“只要清清白白做人，就不算虚度一生。”“一个不讲道德的人，无论怎样有才华，也不会令人尊敬。”形象通俗的比喻毛泽东同志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是这样描绘了革命高潮的即将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这段文字，用“航船”，“朝日”，“婴儿”三个活生生的形象，比喻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情势，非常生动，很有感染力。比喻，是人们说话和写文章最常用的、最基本的修辞方法之一。比喻就是用某些有类似点的事物来比拟想要说明的某一事物，以便把该事物表达得更加鲜明、生动。比喻可以化抽象为具体。如上面的例文就是。文中用“航船”等形象把抽象的革命高潮具体化了。比喻可以变陌生为熟悉。如“地球最外面的一层叫地壳，这是地球的表皮，相当于鸡蛋的蛋壳……地壳往下相当于鸡蛋白的那一层叫作‘中间层’……中间层再往里就是地心，相当于鸡蛋的蛋黄。”比喻可以化深奥为浅显。如：“人的大脑的思维，有时像电光石火，在瞬间迸出火花。”比喻可以化平淡为新奇。如：“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比喻是一种很好的常用修辞方法。但运用比喻要注意三点：一要贴切，不能把毫无相似点或勉强相似的事物牵强附会地硬拉到一起打比方，更不能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闹出风马牛不相及的笑话。二要新颖，用比喻要有创造性。有人说：“第一个用花比喻女子的是才子；第二个用花比喻女子的是呆子；第三个用花比喻女子的是傻子。”三要注意文体。在某些公文，法律文告等文体中，不能轻易乱用比喻，以免误事。凝炼精工的对偶早在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许多对偶句。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后来，汉代的乐府民歌和古诗中，也有不少对偶句。如乐府诗《孔雀东南飞》：“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又如古诗《行行重行行》：“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迢迢牵牛星》：“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在汉代赋体骈文中，也常用对偶句。如《刺世嫉邪赋》：“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在后来的唐诗、宋词、元曲中，对偶句更是俯拾皆是。如杜甫诗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李白的诗句：“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商隐的诗句：“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此外，在我国的历代散文中，也镶嵌着大量珠玉般的对偶句。如“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等。我国独特的文学形式对联，是对偶手法最典型的体现。如春节时家家户户贴的对联即春联，上下联即对偶句。中国的许多名胜古迹，名山大川，往往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名联，如在浙江杭州岳庙内，岳飞坟前塑着奸臣秦桧夫妇等四人的跪像。大门两边刻着一副对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对偶，又称对仗，是用对称的字句，加强语言效果的一种修辞方式。它由两句话组成，每句字数相等，句子结构也相同，并且两句中词的词性与平仄相对，在形式上显得十分整齐、有节奏。上下句在内容上相互补充的，叫正对；在内容上相互对照映衬的，叫反对；上下句在内容上连贯一气的，叫流水对。对偶是一种精巧优美的修辞方式，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现代汉语的作品中，也经常使用它。排山倒海般的排比排比是由三个或三个以上结构相同、字数相等或相近、语气一致和意义相关的词句或段落构成，用来铺陈描述、议论说明或抒发感情。它能增强语言的气势，产生节奏感和整齐美，增强文章的条理性和感染力。例如：“‘四人帮’一方面穷奢极侈、贪得无厌地享用着科学的成果；一方面又咬牙切齿地咒骂科学，千方百计地毁灭科学……在他们的帽子和棍子底下，多少科学人才被践踏，多少科学成果被丧失，多少科学事业被摧残，．．．．．．．．．．．．．．．．．．．．．．．．．．．．．．多少宝贵的时间被耽搁。．．．．．．．．．．．”这段文字中，加重点号的四个分句，是议论说理的排比句。还有抒发情怀的排比句，如：“啊，我亲爱的母亲，你是温暖的太阳，你是甘美的清泉，你是和煦的春风，你是光明的蜡烛。”还有用来铺陈描述的排比句，如：“原野上到处是丰收的景象，沉甸甸的谷穗，红艳艳的高粱，金灿灿的玉米，绿盈盈的白菜，都沐浴在灿烂的阳光里。”简洁生动的借代说话或写文章，不直接说出想要表达的人或事物，而是借用同它密切相关的人或事物来代替。这种修辞方式叫借代。如有的作品中用“胖子”、“瘦子”、“三角脸”、“小白鞋”、“鹰钩鼻子”等代替对某人姓名的称呼，就是用了借代这种修辞方法。运用借代，可以使语言形象生动、含蓄有致，或产生幽默感，或增强感情色彩。如在《小英雄雨来》中，有这样的描写：“雨来刚到堂屋，见十几把雪亮的刺刀从前门进来。”“雪亮的刺刀”借代鬼子兵，这比说“见十几个鬼子从前门进来”更为形象生动。借代往往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如作者对自己笔下感到厌恶和憎恨的人，往往用含有贬意和嘲讽的借代称谓这个人。如把某特务称为“大麻子”，把某汉奸称为“老肥猪”。相反，作者对笔下喜欢和热爱的人物，则往往用褒义的借代称谓他。如把某小朋友称为“红领巾”，把某战士称为“红五星”，把某警察称为“蓝盾”，等等。声情并茂的重言日常说话、演讲，或写文章，适当运用重言词的修辞方式，不仅会增强语言的韵律美，而且会使语言显得生动流畅。重言就是重选单字。如《诗经》里诗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又如现代民歌：“青青水，蓝蓝天，公社土地紧相连。”再如：“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苍苍”，“茫茫”，两个迭韵词连用，铿锵悦耳，很有气势，令人倍感塞外的苍凉。在文章中自然而然地运用重言以及双声、叠韵的修辞方法，会使文章富有韵律感，增强语势和感情色彩。如有一篇艺术评论文章中有这样的句子：“别离在即的新婚情侣如双双春燕穿杨剪柳，两两小鹿踏青追风。”“无情的现实和命运，使昨日卿卿我我的莺莺燕燕，变成凄凄切切的泣血杜鹃。”这两句话，因为自然巧妙地运用了一连串彼此呼应的双声迭韵词，所以读起来像行云流水，听起来鸾凤和鸣，而且其中流淌着浓烈的情感。强化本质特征的夸张夸张也是一种常用的修辞手法，指为了启发听者或读者的想象力和增强所说的话的力量，用夸大的词句来形容事物。夸张可以激发出想象力，从而使描述的事物的特征，形象地、深刻地映入人的脑海。如说“燕山雪花大如席”，比说“燕山的雪很大”，来得更形象、生动、深刻。说一个人“声音宏亮”，尽管也对，但不如说“声如宏钟”更有力些。《红楼梦》形容薛氏家族的富有，用夸张的语言说：“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这比说“薛家家存万贯”，更有表现力。有的夸张可以增强所说的话的力量，使语言更为雄辩，如有一句西方格言说：“如果胡须长就等于博学，那么山羊便是博士了。”把错误的道理即谬论，夸张到荒谬的程度，谬论自然被击败，真理也在夸张的语言中不言而喻了。夸张往往具有幽默感和哲理性，比如读了上面这句格言，你会在会心的微笑中，悟出某种深刻的道理。夸张不能不顾事实或事物的性质而随意夸大事物。比如说“燕山雪花大如席”这是真实的夸张，如果说“广州雪花大如席”，那就是说瞎话了。总之，夸张要不似真实，胜似真实。美妙动人的拟人拟人是修辞方式之一。这种修辞方式，就是把事物人格化。例如，童话里或寓言里的动物会说话，具有人的思想感情，就是拟人化的方法。拟人的修辞方法，不仅可以使被比拟的描写对象更鲜活、更生动，而且可以传达出作者浓厚的主观感情色彩。如毛泽东同志的诗句：“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把原本无生命的“红雨”、“青山”拟人化，不仅把“雨”、“山”写活了，而且洋溢着诗人抑制不住的喜悦心情。又如毛泽东《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用梅花象征革命先烈，把梅花拟人化，一个“笑”字，表达了诗人对先烈崇高品质的赞美之情和敬重之意。童话、寓言、诗歌、散文，经常使用拟人手法。在其他文体中也是如此。纡曲回环的重复重复，也是修辞方法之一。说话、写文章，一般情况下都反对不必要的重复和罗嗦，要求精练。但有时为了渲染感情和气氛，或加重语气，或强调某个事物或事物的某个特征，却有意运用重复的手法。例如，闻一多先生在爱国人士李公仆先生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的一次演讲中说：“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你站出来，你站出来讲……”三次重复“你站出来”这句话，加重了语气，表达了闻一多先生火山爆发般的愤怒情绪。又如，郭沫若的剧本《屈原》中有一段独白：“鼓动吧，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把一切沉睡在黑暗怀里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啊！”“毁灭”一词重复三次，渲染出屈原与黑暗的丑恶势力不共戴天的满腔激情。例一是句子重复，例二是词的重复。还有段落章节的部分重复，这种重复经常运用在诗和歌里。如《诗经》中有的诗几节诗之间就有部分重复，感情的重复，叫作“重章”。在现代的诗或歌里，仍经常运用类似《诗经》重章的手法。诗和歌运用这种和谐有序的重复手法，可以产生回环往复、层层递进加深的艺术效果，不仅加强了抒情性，而且造成一种和谐的韵律美。文字——记录语言的符号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有声语言的书面形式，如汉字、英文、俄文、法文等。任何文字都是在一种具体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文字依附、从属于语言，没有语言就谈不上文字。世界上有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历史上有过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时代，却没有只有文字而没有语言的民族或时代。据说，世界上的语言有五千多种，其中有文字的也不过一二百种。文字记录语言，依附于语言，又反过来影响、提高语言，促进语言的健康发展，平时面对面说话，来不及锤炼推敲，而且话一出口，看不见、找不到，文字把语言记录下来，变成了有形的、书面的东西，这就使人们有可能对它进行加工，这种经过加工的语言，比起它的自然形态来，无疑更加精练、更加严密、更趋于规范化了。在人类发明了无线电和录音机之前，文字是使语言传之久远的最重要的工具，它为语言插上了时间和空间的翅膀，使语言在人类生存的各个方面、各个角落永远活着。正是因为有了文字，才有了记录人类文化和人类历史的大量典籍，使我们今天依然能大体知道古人的历史和文明状况。也正是因为有了文字，被称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作品，才有可能被创造出来。在艺术方面，没有文字，就没有迷人的书法艺术。文字是语言的最好助手，是人类文化传播的功勋使者，也是文学以及艺术的伟大工具。可以说，文字的创立，体现了人类的伟大智慧，是人类社会发展史及人类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现代世界各国使用的文字，大体上有两种类型：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表音文字也叫拼音文字，是用一套字母来拼写语词的语音，使用这种文字非常简便，一般地说，写的人怎么说就怎么写。读的人见形（字）而知音，由音而知义。如：“马”这个词，英文写作ｈｏｒｓｅ，读的人看到ｈｏｒｓｅ，就知道它读。从而知道它的意义——一种家畜。现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民族都是使用这种拼音文字，我国的藏文、蒙文、维吾尔文等也都是拼音文字。表意文字，是字形记录语言中语词意义的文字，汉字属于表意文字，我们的祖先在为语言里的词造字时，是根据词的意义而不是根据它的声音来创造形体，如：“马”这个词就画个马形，为“人”这个词造字就画个侧立的人形，这些字的形体能够说明它们所表示的意义，读者可以见形而知义，就是后来的形声字，也总有个表意成分，如“江、河”等字的“氵”（水）旁，“杨、柳、松、柏”诸字的“木”旁。汉字是表意的，它不像拼音文字的字母那样只是单纯的记音符号，而是代表音节（词或词素）的表意文字，这是它区别于其他文字的主要特点。汉字的起源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也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字之一。汉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五六千年前的原始社会末期。今天在西安半坡村等地的仰韶文化遗址里发现的刻在陶器上的一些记号，是至今见到的最早的汉字材料。据郭沫若《中国史稿》说：“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孓遗。”但是我们见到的成批的古代汉字材料，则是距今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甲骨文是清末光绪年间（公元１８９９年）在殷商都城遗址——现在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发现的，至今已发掘出１６万片以上，总字数有三、四千个，已识的字约有一半。殷商王朝常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并在上面刻写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所以叫甲骨文，也叫甲骨卜辞、龟甲文字、殷墟文字。比起原始文字来，甲骨文的数量多，结构复杂（各种造字法齐备），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汉字作为汉族人民书面交际的工具，为汉族人民服务了几千年，自有其伟大的历史功绩。历史悠久的汉字，保存了我们民族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汉字为我们记录下来的文化典籍，从数量上说，是其他古代文字无法相比的。此外，汉字在维护我们这样一个多方言国家的统一上，也起了积极的作用。汉字不仅有不朽的历史功绩，在今天仍在起着重大的作用。汉字仍是现阶段中国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广泛使用的文字工具，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经过整理的文字，将发挥它越来越大的作用。汉字的特点世界上所有的文字，都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都是全民的书面交际工具，这是共性。但是，各种文字又有它们各自不同的特点。文字的不同特点可以从两方面去看：一是看文字符号所代表的语言结构系统中的单位，二是看文字符号本身的性质。为什么要从这两个方面去看呢？因为文字是语言的载体，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研究一种文字自然要联系文字所代表的语言系统中的单位和文字本身使用怎样的符号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全面地揭示一种文字的特点，也才能比较真切地看出不同文字的特点。从这两个方面去看汉字，汉字是一种什么类型的文字呢？１．从汉字记录的语言结合系统中的单位看，汉字是语素文字。根据一种语言的文字符号所记录的语言结构系统中的单位来看，记录语素的是语素文字，记录音节的是音节文字，记录音素的是音素文字。汉字记录的是汉语里的什么单位呢？汉字主要记录汉语里的语素。例如“学习”这个词，写下来是两个字，这两个字代表了汉语里两个最小的音义结合体，即语素。由于汉字记录语素，代表语素，汉字也就有了所谓“字义”，显然，这字义是语素义。汉字代表语素是汉字区别于表音文字——音节文字、音素文字的一个重要特点。表音文字所记录的不是语素，而是纯粹的语音单位。例如记录英语的拉丁字母，除有形有音外，它不表义，它只代表音素，作为记录英语的文字符号，它仅仅是表示一定语音的字母。汉字也记录少量非语素的音节，如“葡”“萄”“枇”“杷”等。这些音只有ｐúｔáｏｐíｐā等语音，而不独立表义。但汉字所记的这类音节，并不同于音节文字中的文字符号。因为音节文字中的文字符号是专门用来记录语言中的音节的，如日文的假名“夕”是记录音节的，而汉语中的这类音节仅仅是某个多音节语素中的具体音节，它们只有处在“葡萄”“枇杷”等多音节语素中，才具有代表音节的作用，否则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而且字形上往往还有标义的成分，如“葡萄”二字所从的“艹”，“枇杷”二字所从的“木”，标志着“葡萄”“枇杷”的种概念范畴，这种情况是音节文字不可能有的。从汉字跟汉语的关系看，汉字是语素文字。２．从汉字所用的文字符号本身的性质看，汉字主要是由意符和音符组成的文字系统。文字所使用的符号大致可分为三类，即意符、音符、记号。跟文字所代表的语素在意义上有联系的字符是意符，只在语音上有联系的字符是音符，在语音和意义上都没有联系的是记号。表音文字只使用音符，汉字则三类符号都使用。汉字里的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以及形声字中的形旁属于意符，因为它们跟它们所代表的语素在意义上有直接联系。汉字里的音符指形声字中的声旁。虽然汉字和表音文字都使用音符，但汉字的音符同表音文字的音符有很大区别。表音文字的音符是专职的，汉字的音符是借现成汉字充当的，属借音符性质。在汉字发展的过程中，象形字大多变得不象形了。如古代汉字的“”“”演变成了今天楷书的“日”“月”，在字形上已经看不出与太阳、月亮的联系了，因此可以说已变成了记号。但是这些“记号字”在形声字中常作形旁或声旁，还起着表意或表音的作用，可见还不是单纯的记号，而是具有双重的性质：对古代的象形字来说，今天已演变成了记号，从形声字的偏旁看，这些字符号一直到今天仍保持着意符或音符的性质。由于现代汉字以形声字为主，而形声字是意符和音符的结合，虽然音符是借汉字来充当的，但它毕竟是汉字的表音成分，记号在形声字中还起着表意和表音的作用，因此，从汉字使用的字符来看，主要是由意符和音符组成的一种文字系统。３．汉字是语素文字和汉字是由意符、音符组成的文字系统，这两个方面是相关联的。语素文字要表示语素的意义，所以会选择意符和借音符性质的音符。把汉字两个方面的性质联系起来看，可以说汉字主要是由意符和音符表示的语素文字。汉字与汉语汉字从象形字发展到形声字占优势，从甲骨文演变为今日的楷书，始终没有改变成别的文字系统。汉字是当今世界上唯一长期存在下来的一种文字系统。汉字为什么能长期存在下来？这个问题颇引起人们的思索。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它同语言的关系是依附语言、记录语言。如果一种文字能适应它所代表的语言的特点，能在发展中不断地、充分地改进自己，使自己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它就会长期存在下去，否则，它就会丧失生命力，为别的文字系统所取代。汉字正是一种能适应汉语特点的文字系统。汉字与汉语相适应表现在哪些地方呢？１．汉字适应汉语以单音节语素为主的特点。汉语以单音节语素为主，因此，语素、字、音节往往是一致的。一个字记录一个音节，同时也表示一定的意义，用汉字记录汉语语素很方便。这是汉字生命力强的一个根本原因。２．汉字适应汉语同音语素多的特点。汉语为单音节语素为主，同音现象很多，产生了在书面上区别同音语素的需要。汉字用不同形体的方块字记录同音语素，使它们在书面上有了区别，便利了交际。如“工、公、弓、攻”念起来一样，写下来形体各异。这对区别语素义很有利，特别是对于以目治为主的文言文更方便。３．汉字适应非形态语言的特点。在有形态变化的语言里，如英语说“一本书”是ａｂｏｏｋ，说“两本书”就是ｔｗｏｂｏｏｋｓ了，英语用［ｓ］这个辅音音素表示复数。汉语没有这类形态变化，无论说“一本书”或“两本书”，“书”没有不同的形态。因此，从这一点看，用汉字记录汉语，决不会感到不便。４．汉字适应汉语方言复杂的特点。汉语方言复杂，同一个语素，用方音来念，可以迥然不同。如“书”，北京念ｓｈū，四川念ｓū，湖北念ｘū，可是用汉字写下来，“书”这个形体各地都能理解。为什么？这就是汉字具有所谓“超方言”的性质。汉字在书面上可以突破方言分歧的局限，适应了汉语方言复杂的特点。特别是隶书、楷书产生以后，两千年以来，汉字形体上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有了如此统一而稳定的汉字，才使不同方言区的人可以看懂彼此写的书面语，这就是汉字具有的“超方言”的魔力。汉字的形、音、义文字有字形、字音、字义三个要素，最理想的文字应该是一个字只有一个写法（或拼法），一种读音，一个或者相近的一组意义，任何两个字都能在形、音、义三方面互相区别，只可惜世界上并没有这种理想的文字，文字的形、音、义之间，往往有着错综复杂的交叉现象，如英语，几个字的读音会完全相同，像ｋｎｏｗ（知道）和ｎｏ（不）都念［ｎｏｕ］，一个字会有两种写法，像ｇａｏｌ或ｊａｉｌ（监牢）。汉字的情况和英文相比较，情况更加复杂，一般可分为下面这些情况：（一）一字多形——异体字。（二）一字多音——多音字。（三）一音多字——同音字。（四）一字多义——多义字。异体字异体字是一个字的几种不同写法。两个或几个字形，必须音义完全相同，才能算是一个字的异体。如“彊”即“强”、“菸”即“烟”等。汉字是表意文字，字形同字音没有直接的联系，所以给同一个词造字，不同的人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材料、不同的安排字形方法等。异体字产生的途径，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１）造字方法不同而造成的异体字。（２）选用不同的形旁而造成的异体字。（３）选用不同的声旁而造成的异体字。（４）偏旁位置不同而造成的异体字。另外还有少数异体字是由于字体的演变或书写方式造成的。汉字在它发展的各个阶段中都有不少异体字产生。甲骨文、金文、小篆中都有不少异体字。异体字是一种消极的文字现象，一个词有两种甚至多种写法，而这么多种写法又不起任何区别音义的作用，只是毫无意义地增加了识字负担，有时造成书面交际上的障碍，实在是有百弊而无一利。因此，在汉字发展史上出现过多次较大规模的取消异体字的汉字规范化运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书同文字”政策就是第一次大规模取消异体字的汉字规范运动。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公布了《异体字整理表》，确定了标准字，废除了１０５５个异体字，为文化的普及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异体字是汉字历史发展的产物，古书上的异体字我们也不能一概取消，因此，了解异体字的各种情况会对我们阅读文言文作品有所帮助。多音字汉字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多音字。据统计，《新华字典》（１９７１年版）共收字７０００多个，其中有７３４个多音字，占总字数的１０％左右，这就是说：在现代常用汉字中，每１０个字中就有一个多音字。多音字又有各种不同的情况，从字音方面来看，多音字可以分为以下七类：＜１＞声母、韵母相同，声调不同。哄：（一）ｈōｎｇ（哄动），（二）ｈǒｎｇ（哄骗），（三）ｈòｎｇ（起哄）好：（一）ｈǎｏ（好坏），（二）ｈàｏ（爱好）＜２＞韵母、声调相同，声母不同。辟：（一）ｂì（复辟），（二）ｐì（开辟）系：（一）ｊì，（系鞋带），（二）ｘì（联系）＜３＞声母、声调相同，韵母不同。大：（一）ｄà（大小），（二）ｄàｉ（大夫）熟：（一）ｓｈú（成熟），（二）ｓｈóｕ（饭熟了）＜４＞韵母相同，声母、声调不同。弹：（一）ｄàｎ（子弹），（二）ｔáｎ（弹琴）传：（一）ｃｈｕáｎ（宣传），（二）ｚｈｕàｎ（传记）＜５＞声母相同，韵母、声调不同。没：（一）ｍéｉ（没有），（二）ｍò（淹没）说：（一）ｓｈｕō（说话），（二）ｓｈｕì（游说）＜６＞声调相同，声母、韵母不同。会：（一）ｈｕì（开会），（二）ｋｕàｉ（会计）吓：（一）ｘｉà（吓唬），（二）ｈè（恐吓）＜７＞声母、韵母、声调全不相同。壳：（一）ｋé（鸡蛋壳儿），（二）ｑｉàｏ（地壳）吭：（一）ｋēｎｇ（吭声），（二）ｈáｎｇ（引吭高歌）从字义来看，多音字又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１）多音多义字。一个汉字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读音，不同的读音分别表示不同的意义。如参：（一）ｃāｎ—参观、参谋、参加（二）ｃēｎ—参差不齐（三）ｓｈēｎ—人参、海参差：（一）ｃｈā—差错、差异、差强人意（二）ｃｈà—差不多、差劲、条件差（三）ｃā—参差不齐塞：（一）ｓāｉ—堵塞、塞子、塞住（二）ｓàｉ—边塞、塞外、要塞、塞翁失马（三）ｓè—闭塞、阻塞、敷衍塞责（２）多音同义字。是指同一个汉字在不同的词语里具有不同的读音，而字义并没有明显的差别。如：臂：（一）ｂì—臂膀、助一臂之力（二）ｂｅｉ（轻声）—胳臂落：（一）ｌｕò—降落、落实、村落（二）ｌàｏ—落色、落枕、落子（曲艺）（三）ｌà—丢三落四、落在后面爪：（一）ｚｈǎｏ—手爪、爪牙、张牙舞爪（二）ｚｈｕà—鸡爪儿、后爪儿（３）异读字。一个汉字具有两个或几个读音，而既不能区别意义，也不是全社会约定俗成的传统读法，这就是异读字。一字多音而又不能区别意义，会徒然造成字音的混乱，增加学习者的负担，所以异读字属于汉字字音规范化的范围。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成立专门机构，对大约２０００个字的读音进行了审定，给异读字规定了标准音，废除了异读音。下面是一些常见的异读字。波ｂō—波浪、波动、风波，不读ｐō凹āｏ—凹凸不平、凹陷，不读ｙāｏ或ｗā庇ｂì—包庇、庇护，不读ｐì否ｆǒｕ—是否、否则，不读ｆǎｏ俊ｊùｎ—俊俏、英俊、俊杰，不读ｚùｎ劣ｌｉè—恶劣、劣质、土豪劣绅，不读ｌｕè剖ｐōｕ—解剖、剖析，不读ｐāｏ怯ｑｉè—怯懦、胆怯，不读ｑｕè挈ｑｉè—提纲挈领，不读ｘｉé室ｓｈì—教室、室内，不读ｓｈǐ蜕ｔｕì—蜕化变质、蜕变，不读ｓｈｕì淆ｘｉáｏ—混淆、淆乱，不读ｙáｏ械ｘｉè—机械、器械，不读ｊｉè朽ｘｉǔ—朽木、永垂不朽，不读ｑｉǔ亚ｙà—亚洲、亚军，不读ｙǎ跃ｙｕè—飞跃、跳跃、跃进，不读ｙàｏ暂ｚàｎ—暂时、暂停，不读ｚｈàｎ或ｚｈǎｎ掌握这类异读字的规范读音，平时要勤查注音规范的字（词）典（如《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要学、说好普通话。同音字语音相同而意义不同的一对或一组字（或词）叫同音字（或词）。同音字有两类，形体相同的是同形同音字，如：会会唱歌开会花花白花朵花钱花费另一类是形体不同的同音字，即异形同音字，如：“工、公、弓、攻”、“电、惦、殿、店”等。现代汉语里同音字特别多，普通话里有字的音节大约１２００多个，一般的字、词典收字大约８０００～１００００个，如果平均一下，那么一个音节至少要担负七八个字。当然，有许多音节只有一个字，而有不少音节有十五六个字。同音字的大量存在，有时会造成语言上的混乱，如写别字大多是由于同音。不过一般地说，同音字在一定的上下文里意义是明确的。那些容易造成同音相混的字，学习、使用时一定要细心分辨。说话、写文章时，巧妙地利用同音字，可以收到“一语双关”的修辞效果，如毛泽东同志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头两句：“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头一句的“杨”指杨开慧烈士，“柳”指柳直荀烈士。第二句的“杨柳”，表面上说杨花和柳絮，实际上是两位烈士的忠魂升天，永垂不朽。这就是修辞上所说的“双关”，可以收到意在言外，情味深长的修辞效果。同音字的这种作用还突出地表现在古代文学作品里。以《红楼梦》为例，曹雪芹为他作品中的人物起名字，巧妙地运用了同音双关手法，如“甄英莲”为“真应怜”的谐音，“元”（春）、“迎（春）、“探”（春）、“惜”（春）是“原、应、叹、息”的谐音，曹雪芹又借她们的四个婢女“抱琴”、“司棋”、“侍书”、“入画”，来衬托这四位小姐虽然多才多艺，琴棋书画俱佳，但也摆脱不了那与封建社会“末世”共生的“原应叹息”的命运。又如贾政的四个清客：詹光，单聘仁、卜固修、卜世仁这无疑是“沾光”、“善骗人”、“不顾羞”、“不是人”的谐音，这四个名字鲜明地表现了作者对帮闲文人的鄙视和批判，他自己宁肯潦倒一生，冻饿而死，也决不做这无耻的清客、帮闲文人。再如丢失了英莲的甄府家人“霍启”（“祸起”的谐音）、被薛蟠打死的公子“冯渊”（“逢冤”的谐音）等等，都对读者了解故事的情节发展、体会作品的思想意义有一定的启发作用。这一类的例子，不胜枚举。有些谜语、歇后语、笑话等充分利用了同音字“一语双关”的特点。如（１）谜语：“穷汉不肯卖铺盖——刘备（留被）。”（２）歇后语：“旗杆上绑鸡毛——好大的掸（胆）子。”（３）笑话：唐朝优人李可及，有一天，有人问他释迦牟尼佛是什么人，他说是女人。问的人迷惑不解，他说：“《金刚经》里有句‘敷坐而坐’，佛要不是女人，为什么要夫（丈夫）坐而后儿（唐朝妇女常自称为儿）坐呢？”有些绘画也常常采用谐音现象，如画两条鱼表示“吉庆有余”，画两只喜鹊立在梅树枝头，表示“喜上眉梢”，画三只羊表示“三阳开泰”，画五个蝙蝠表示“五福临门”等等。多义字只有一个意义的字叫单义字，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的字叫多义字。一个字在它刚刚创造出来时，总是单义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的日益丰富，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有些字逐渐形成了一字多义现象。在现代通用汉字中，少数是单义字，大多数汉字是多义的。多义字的多项意义之间，并不是平等的、彼此孤立的，它们之间有主次、常用和不常用、派生和被派生的关系。（１）本义和基本义。本义是根据字形分析和古代文献能证明了的最早意义。如“引”左边是弓，右边一竖表示弓弦拉到的位置。本义是拉开弓。《孟子·尽心上》：“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把箭放在弦上拉开弓却不射出去，做出跃跃欲试的样子。）又如“走”字，在金文中的写法，上面像人的两手摆动，下面是脚的象形，人两手摆动的幅度很大，像跑起来的样子。因此，文言文中的“走”，本义是“跑”。如《木兰诗》：“两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基本义是一个字在现代最主要、最常用的意义，是从现代应用情况而言的，就一般情况来说，本义和基本义是一致的，而有的基本义不一定就是本义，如“走”的本义是“跑”，而基本义则是“步行”。（２）引申义、比喻义和假借义。引申义是从本义引申派生出来的意义。引申的方式多种多样，有时几个引申义都是直接从本义引申出来的。如“引”字，本义是“拉开弓”，“拉开弓”是把弓弦拉长了，所以引申为“延长、伸长”，如《左传·成公十三年》：“我君景公引项西望。”（我君晋景公伸长脖子向西望。）又，拉弓是把箭导向后方，所以又引申为“引导、带领”，如《史记·高祖本记》：“项羽乃引兵东击彭越。”（项羽就带领军队向东攻打彭越。）又，拉弓是向后拉，所以又引申为“退却”，如《战国策·赵策》：“秦军引而去。”（秦军向后退，离开了赵国。）“延长、引导、退却”都是直接从本义“拉开弓”引申出来的。有时几个引申义不都是直接从本义引申出来的，而是从本义派生出来的意义，还可以派生出新的意义。如“朝”，本义为“早晨”，从“早晨”引申为“朝见”（古时早晨朝见君王），又从“朝见”引申为“朝廷”，再从“朝廷”引申为“朝代”。比喻义是一个字在长期使用过程中，通过借喻而产生的新义，比喻义是一种固定的、较抽象的意义。如“铁”本是一种金属，特点是不易变形，坚硬，常用来比喻坚硬，不可变动，这“坚硬”或“不可变动”就逐渐变成了“铁”这个字的固定意义，如“铁的纪律、铁饭碗、铁拳、关系很铁”等。假借义是由于用字假借而产生的意义。假借义不是从字的本义直接或间接引申发展出来的意义，而是由于用字的假借而产生的意义，它同字的本义没有任何联系。如“羞”的本义是“进献”。多借用作“羞耻”。我们在读古书时，遇到一些字，依照它本身的含义—一包括本义、引申义和比喻义解释不通时，我们就不要在分析字形上兜圈子，牵强附会地说成是引申义和比喻义，而是要实事求是地看成是“假借”现象。汉字的应用（一）汉字应用于书写和阅读１．汉字应用于书写汉字呈方块形，笔画集中，结构浓缩，每个字写起来所占的面积小；可横写，也可直写；用于书法还是一种艺术品。这些是书写方面的优点。虽然有的字形相似容易写错，如“辨辩辫瓣”“崇祟”“管菅”等，但这毕竟是少数。只要留心分辨，还是可以分清的。２．汉字应用于阅读我们看一篇用汉字写的文章，只需用眼睛扫一扫，就能了解它大概讲的是什么方面的内容。为什么汉字的扫读能力这样强呢？这跟汉字的特点有关：（１）汉字结构的密集性使汉字能成为方块形，方块字节省目力，方块形式是平面性的，平面文字储存的信息量大，所以有利于阅读，特别有利于扫读。（２）汉字形体之间区别一般都较大，就像一群人，个个面孔不同，这就使汉字个性突出，形象鲜明，所以视觉分辨率高。汉字虽然也有相似形体，如“己已巳”一类，但出现的频率比较小。有人比较过“戊戍戌”与“ｓｈａｎｓｈａｎｇ”出现的频率，后者比前者大６０３倍。这就是说，汉字在阅读中因形体相似的干扰而影响阅读速度的比例较小。何况文字是记录语言的，汉字总是伴随词语出现，在词语中，即使出现相似形体，也不影响扫读，比如“自己”“已经”不必细看词中“己”“已”的字形，一望就能了解词义。但是汉字也由于一字一形，字字异形，造成了难认、难记的一面。不过汉字难学主要在初学阶段，大约在５００～１０００字以内。只要闯过了识字关，再遇新字就不那么难了，特别是掌握了字形结构以后，就会触类旁通，记住一批一批的文字。（二）汉字应用于电子计算机当今新技术革命的主要方向，是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从语言学角度来说，信息化社会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利用电子计算机等先进工具对语言信息进行各种处理，目的是建立现代化语言信息系统，使语言文字得到最佳利用，使凝聚在语言文字中的信息发挥最大效能。电子计算机处理汉字的情况是怎样的呢？电子计算机接受处理的信息，只能是数字化的。对拼音文字来说，一个字符就对应一个码，因而输入非常方便，一种拼音文字只有一种基本的输入方法，会打字就会输入。汉字进入计算机，遇到的困难是：第一，汉字数量大。现代通用的汉字虽然只有几千，但计算机处理几千汉字比起处理二三十个字母来，毕竟是一个大的数字。第二，汉字字形复杂。第三，存在大量同音字、多音字。因此，为它设计出简便而高效的编码方案，是有困难的。尽管有困难，但是汉字已经进入计算机，而且有了若干种汉字信息处理系统。目前，汉字编码方案有５００多种，分属五种类型，方案各有长短。好的方案必须是输入方便、处理容易、存储节省、字码无二义性、输入和处理效率高、操作方便易学、传输可靠、设备经济实用等等。目前的方案，有的难以符合这样的要求，但有的方案如汉字电脑五笔字型等已取得较大的进展。造字“六书”说关于汉字的造字方法，传统有“六书”的说法。“六书”是分析古代汉字的造字方法而归纳出来的，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所以既指古代汉字的六种造字方法，也指古代汉字的六种造字类型。“六书”这个名称，最早见于《周官·保氏》，到了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才总结、整理成完整、系统的“六书”理论。（一）象形象形是用摹拟事物的形状来表示字义的一种造字法，造出的字叫象形字。例如（日）像一轮红日，（月）像一弯新月，（山）像峰峦起伏的山，（人）像侧身而立的人，（雨）像下雨的样子。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它们都像实物的形象，有的笔画简单，只画出物体的轮廓或特征，有的则和图画很相近。不过，它们不是图画而是文字，因为它代表的是汉语里的语素，每个字都有一定的读音。象形是汉字中古老的字，象形字像实物之形这个特点也是它的弱点，因为不是所有具体事物都可以造出一个形象的符号。那些代表抽象意义的语素更不能象形，于是人们只好用另外的办法来表示。（二）指事指事是用符号标出事物的特点来表示字义的一种造字方法，造出的字叫指事字。指事字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增加一个符号而成的指事字。例如（本）、（末），“木”是象形字，“一”是增加的符号，在“木”下加“一”表示树根，在“木”上加“一”，则表示树梢，这一横有“指事”的作用。（刃），“刀”是象形字，刀上一点是增加的符号，表示刀口之所在。另一类是用纯粹的“指事”符号来表意。例如（上）（下），一条横线代表位置的界限，一点在线以上表示方位“上”，在线以下则表示方位“下”，这“一”与“．”都是纯粹的符号。数字（一）（二）（三）（四）也是纯符号。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指事字是补充象形之不足的一种手段，它使无法象形的事物和概念用某种特定的方法表示出来。在两类指事字中，第一类因有象形作基础，较第二类容易创造，所以指事字绝大部分都属于这一类。尽管指事比象形造字前进了一步，但字数仍比较少，因为靠简单的符号表示各种复杂的事物是困难的。（三）会意会意是合字表义的造字方法，即组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构成一个新字，造出的字叫会意字。例如（明），由“日”“月”两个象形字组合而成，借日月的光明，来表示“明亮”的意思。（从）由两个“人”字组合而成，借两个人前后相随，表示“跟从”的意思。此外，如两手中加分为“掰”，不上不下为“卡”，则是后起的会意字。会意以象形字为基础，但远比象形能产。为什么呢？因为会意是合体成字，新字的创造比较容易，采用自身复合法，就可以造出不同的会意字。如：二木为“林”，三木为“森”，三日为“晶”，三人为“众”，三水为“淼”，三火为“焱”，三直为“矗”，三石为“磊”等等。会意造字法虽然有它的优点，但是也有它的局限性，复杂抽象的语素义它无法表示，而且有些字让人去琢磨它所会之意，就难免见仁见智了。（四）形声形声是用意符和音符组成新字的造字方法，造出的字叫形声字。因此，形声字总是分两部分，一部分表意，一部分表音。表意部分称为意符（也叫形旁、形符），表音部分称为音符（也叫声旁、声符）。意符表示形声字的意义范畴，音符则表示形声字的读音。例如，“贝”是意符，表示这个字的意义与钱财有关，“尚”是音符，表示“赏”这个字的读音。又如“恭”，从心，共声，恭敬义。“问”，从口，门声，询问义。（五）转注转注是部首相同、声音相同或相近、意义相通可以互相训释的字，如“老”可以训“考”，“考”可以训“老”。转注只在于说明词义，并不能造出新字来，因此，有人认为转注只是用字的一种方法，不能算作造字的法则。（六）假借假借是一种借字表音的方法，即借一个已有的字，来表示语言中与其声音相同或相似的语素，这种由于音同或音近而被借来表示另外意义的字，就是假借字。例如秦汉时设郡县，县的长官称“令”、“长”（万户以上称令，不足万户称长）。“令之本义发号也，长之义久远也，县令县长本无字，而由发号、久远之义引申展转而为之，是为假借。”（段玉裁《说文解字·叙》注）另外有一类假借字，与意义全然无关。例如“来”本是麦穗，借用往来的“来”；“朋”本来是货贝，借用朋友之“朋”。这被借用的字，实际被当作表音的符号来使用，它和原来的字义没有必然的联系。有人认为，“假借”是一种用字之法，不应算作造字的法则。以上对“六书”作了简要的介绍，可以看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汉字的造字方法，因为这些方法能造出新字，转注和假借也可以说只是用字之法，因为它们并不能造出新字。在这四种造字法中，象形、指事、会意是纯粹表意的方法，形声则是兼有表意和表音的方法。“六书”是以隶书以前的古代汉字，主要是以篆书为对象而建立起来的分析汉字造字法的理论。那么，“六书”原则是否仍适合于分析现代汉字？我们知道，汉字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体发生了多次了变化，其中由小篆变为隶书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改篆书为隶书的写法，由隶书再改为楷书，在结构上发生了变形或简化。象形字已越来越不象形，指事字和会意字也看不出怎样指事，怎样会意了。“六书”原是汉字造字方法的理论，在分析古代汉字的造字方法以辨识古代文献中的字义、词义时，都起过不小的作用，但对现代汉字，这种造字法理论已无法概括了。只有对形声字的分析，在今天还有用。如果从“六书”看，可以说现代汉字基本上只剩下形声字这样一个造字类型了。当然，要了解和研究汉字的现状，不可能对汉字的历史，对汉字的造字方法一无所知，但必须明确一点，这是立足于现代汉字来认识“六书”的理论，以便反过来更深刻地理解现代汉字，而不是专门来讨论汉字的造字方法。形声字的奥妙现代汉字在造字方法上，以形声造字法为主，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根据《甲骨文字集释》的统计，在商代的甲骨文字里，形声字仅占３７％强，《说文解字》中增长到８０％强。（管燮初《汉字简化问题》）而现代汉字里的形声字则已经达到９０％以上。（一）现代汉字中形声字占绝大多数现代汉字中为什么形声字会占绝大多数呢？这主要是形声造字法优于其他造字法的缘故。首先，象形、指事、会意只着眼于表意，字的内部没有表音成分，形声字则是音义两全的结构，满足了人们希望文字联系语音的要求。其次，形声造字法容易造字，只要确定了表示的义类，去找一个合适的意符（即形旁），再找一个同音字作音符（即声旁），一个新字就造出来了。形声字的结构是音符加意符，因此从理论上说，形声造字的可能数就等于：音符数乘意符数。假定一个音节只选用一个汉字作为音符，那么造字的可能数就等于音节数乘以意符数。比如普通话有４００个音节，常用字典有２００个部首，两者配合起来造字的可能数就可以达到８００００个左右。这一点可以说明形声造字法的能产性。（二）现代汉字中形声字意符和音符的作用和局限形声字经过长期的演变，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化至今的形声字，其意符和音符的情况如何呢？下面分别说明其作用和局限。１．意符的作用和局限意符是形声字的表意部分，它的作用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提示该字所记录的语素的义类。凡是意符相同的形声字，在字义上或多或少的都与意符所标示的事物或行为有关。例如“页”的本义是头，故以“页”作意符的字都和头、面的意义有关：如“顶、颊、颈、颔”等；“斤”的本义是一种锐利的砍伐工具，故以“斤”作意符的字大多和砍伐、截断的意思有关，如“斫、斩、断”等；“手”旁的字大多同手的行为动作有关，如“拉、扯、推、按、提、拔”等。形旁的提示作用不但可以帮助我们掌握字义，还可以帮助我们辨别形似偏旁。如“礻”和“衤”形体相似，初学者不好区别。但“礻”是“示”的左偏旁变形，以“示”为意符的字大都与鬼神、祭祀、祸福有关，如“祈、社、神、祝”等；“衤”是“衣”的左偏旁变形，“衤”旁的字都与衣物有关，如“裤、袖、衫”等。又如“欠”和“夂”形体也相似，但“欠”旁的字与口有关，也就是和口中出气有关，如“歌、歇”等；“攵”旁的字与手的动作或人的行为有关，如“收、改、教、救”等。辨别形似偏旁，对识字教学和正字法都有用处。意符的另一个作用是区别同音字。当一些字读音相同，所用声旁也相同时，区别这些同音字的主要手段就是采用的不同的形旁。比如读音为ｙí，用的声旁均是“夷”，怎样区分？加病字头为“痍”，加口旁为“咦”，加女字旁为“姨”……这样同音字就区别开了。严格地说，加形旁区别了同音字，实际就是从字面确定了不同的语素及其意义范畴。虽然意符有表义的作用，但是意符在表义上也有其局限性。意符只能表示一种笼统、粗疏的义类，并不能提供具体的意义信息。比如“柳、杨”二字，我们只能根据意符知识它们属于树木类，并不能据此断定它们是哪一种树，同样也不能根据形符看出它们之间的差别来。有人分析过“氵”所表示的意义是多种多样的：ａ．表示水或其他液体本身的：如水的专名（湘、汾、淮），水或其他液体的种类（汁、汗），水或其他液体呈露的外形及其容器的形状（沫、池、海），水或其他液体的性质、动态、数量（滢、汨、汛、汪），水或其他液体的作用及其结果（溶）。ｂ．表示跟水或其他液体有关的：如跟水有关的地域（滨、涔），跟水或其他液体有关的动作（汲、灌、淘、渲、泣、潸），跟水或其他液体有关的物质（泥、渣），类似水或其他液体的形状（溥）。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代汉字形声字意符的表义确实十分笼统、粗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意符表示的只是一类事物或行为的共性，它不是也不可能表示这个类中的各个具体事物或行为的个性。其次，由于词义的演变和假借的广泛使用等原因，现在有些形声字的意符已经看不出表示意义范畴的意思了。如“理”字，从“玉”（玉作左偏旁写作王）“里”声，本义是治玉，后引申为“治理”“修理”“管理”义。今天，我们再也体会不出这个字和“玉”有什么关系了。再如“笨”字，从“竹”“本”声，《说文解字》释它的本义是“竹裹”，现在已经假借为“笨拙”义，和意符“竹”毫无关系。再其次，由于有些形声字的意符选择不够科学，造成意符表义不确切。例如，不同的义类用了同一个形旁：蛾是一种昆虫，但虹是一种自然现象，蝟是兽类，都不是虫类，可是它们的形旁都是“虫”；“鲸”不是鱼类，形旁却是鱼。这些字的形旁选用，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今天看来则不好理解了。也有同一义类用了不同的形旁的，如“说、喊”都是用口腔发出声音，但一个用言旁，一个用口旁。意符既有表义作用又有局限性，那么它的表义功能在今天究竟如何呢？有人对“扌”（“手”作左偏旁）部字作了个统计。在３７５５个常用汉字中，“扌”部字共有１８４个，以意义能否与手有关作标准，不能有效表意的只有“挝”“捌”等少数几个字。有人对《新华字典》中“氵”“水”“心”“犬”四部所收的形声字作了表义度分析，结果是：在３８３个“氵”部字中，有３０１个字的意义与水有关，占７８％；在６０个“心”部字中有４２个字的意义与心有关，占７０％；在２１８个“亻”部字中，有１００个字的意义与人有关，占４６％，在４个“犬”部字中，有１个字与犬的意义有关，占２５％。以上抽样统计的结果，虽不能表明整个意符的表意情况，但它多少可以证明，意符的表意功能还不太弱，形旁在帮助人们掌握字义上仍有不应否定的作用。２．音符的作用和局限音符是形声字的表音部分，它的作用是表示字音，即提示该形声字的读音，同声旁读音大致相同。既然同声旁的字读音大致相同或相近，我们就可以利用音符提高识字效率，比如认识了“皇”字就可以读出与“皇”同声旁的一批字，如“湟、惶、煌、蝗、篁、隍、鳇、徨、凰”；认识了“希”字，就可以读出与“希”同声旁的一批字，如“浠、烯、唏、稀、欷、郗”，特别是那些有准确表音功能的音符如“皇、希、代、段、奂、阑、历、厉、廉、农、容、式、斯、唐、亭、析、休、庸”等，在由它们组成的形声字中都起着表音作用，掌握了这类声旁的读音，可以准确地类推出含有该音符的形声字的读音。其次，我们可以利用声旁区别形近字，如“狼”和“狠”的字形相似，但“狼”的声旁是“良”，“狠”的声旁是“艮”，它们是音、义都不同的字。再其次，我们可以利用声旁去类推字音，帮助学习普通话，因为同音符一般都同声母或同韵母，如“令”的韵母是ｉｎｇ，用“令”作声旁的字多念ｉｎｇ。如：ｌíｎｇ伶伶苓玲瓴铃聆蛉翎零龄ｌǐｎｇ岭领只有“邻”例外，念ｌíｎ。形声字声旁虽然具有表示字音的作用，给我们识字和学习普通话提供了便利，但音符有其局限性。这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声旁的表音准确率不高，即有许多形声字，如果照声旁读，则要读错。如“并”念ｂìｎｇ，但“迸”念ｂèｎｇ；“复”念ｆù，但“愎”念ｂì；“地、池、他、施”都从“也”得声，如果按“也”的音去读，全都要读错；用“占”作声旁组成的“站踮玷贴拈钻砧沾苫”等九个字就有十一个不同的读音。如果把“迸”念成“并”，把“愎”念成“复”，就要造成“秀才认字认半边”的笑话。按理说，形声字按声旁去读是不应该错的，可为什么又常常读错呢？这主要是由语音的演变，致使古今读音不尽相同造成的。文字和语言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汉字定型化至今已有两千多年了，这期间汉语语音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作为汉语书写符号的汉字却变化不大，这就是有的形声字的声旁不能正确表音的主要原因。其次，有些形声字选择声符时不十分严格，在没有同音字的情况下，选择了近似音作声旁，这也是造成声旁表音不准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形声字的声旁在今天到底有多少能确切表音，有多少不能确切表音呢？近些年来，人们对形声字声旁的有效表音率进行过一些统计。周有光把《新华字典》（１９７１年版）所收７０００多字作了统计，用于构成形声字的声旁共有１３８５个，如果不计声调，现代汉字声旁的有效表音率是３９％（《现代汉字中声旁的表音功能》）。这说明汉字声旁的有效表音率是较低的，它只能部分地提供一些字音信息。尽管如此，毕竟还有４０％左右的形声字还能从形体上找到读音的依据，声旁在帮助认记汉字上仍有不应否定的作用。现代汉字改革汉字字数多、笔画多、结构复杂、难读、难写、难记，难以掌握。从５０年代开始，在“约定俗成，稳步前进”的方针指导下，我们对字进行了整理和简化，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概括起来，主要做了整理汉字字形、精简汉字字数、减少汉字笔画三个方面的工作。整理汉字字形汉字字形混乱，同一个字，印刷体和手写体不同，给学习和使用汉字带来了一定的困难。１９６５年１月，国家公布了《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共收了６１９６字。这个表为这些汉字规定了标准字形，包括字形结构、笔画数目和书写笔顺三部分内容。新旧字形的差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１．新字形减少笔画２．新字形连接笔画３．新字形改变笔形４．新字形伸长笔画５．新字形缩短笔画６．新字形改变结构改变字形的目的是便于书写，比较新旧字形的不同，可以帮助我们掌握汉字的规范写法。精简汉字字数汉字不但字形混乱，字数也太多。从１９５５年开始，国家通过做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共精简了１１００多个汉字。１．整理异体字。即在一组异体字中确定一个为标准字，其他的一个或几个作为异体字废除。１９５５年１２月，国家公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收异体字８１０组，被精简的异体字共１０５５个。整理异体字的原则是从俗、从简，具体说，保留应用较广的，废除较生僻的，如保留“泪”，废除“淚”；保留便于书写的，废除书写不便的，如保留“峰”；废除“峯”保留笔画较少的，废除笔画较多的，如保留“凶”，废除“兇”等。确定标准字，废除异体字，减少了人们学习和使用汉字的困难和负担。２．归并同音字。是用一个笔画较少的字来代替原来的几个同音字，如“只、隻、衹”归并为“只”，“余、馀”归并为“余”等。在《简化字总表》中，用这种同音归并的方法共精简了１０２个字。减少汉字笔画１９５６年，国家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１９６４年公布了《简化字总表》，共简化了２２６４个繁体字，其简化的方法，大致有以下几种：１．省去原字的一部分：号—號奋—奮妇—婦务—務习—習丽—麗２．改换原字的偏旁：肮—骯衬—襯愿—願优—優猫—貓种—種３．用简单的符号代替繁难部分：刘—對归—歸学—學对—對变—變赵—趙４．变楷书的连绵笔形为楷书的点画韦—韋书—書为—齐—齊专—５．用简单的同音字代替：后—后丑—丑谷—谷里—里斗—斗只—只６．另造新字：如：“尘、体、蚕、马、惊、众等”。７．用简化偏旁或单字适当类推。如由另造新字“马”，类推出“冯、驾、驯、骑、驻”等；“言”简化为“讠”，类推出“语、说、话、辩、论”等简化字。这种类推出来的简化字共１７５４个，占简化字总数（２２３８个）的三分之二以上。汉字的标准化——“四定”文字是交流思想、传递信息的工具，具有很强的社会性，使用文字不规范、不标准，就不能有效地发挥它的交际工具的作用，所以，给汉字的读音、写法和用字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这就是“汉字的标准化”，具体是：定量即确定现代汉语用字的数量，编出《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和各种专用字表，做到“字有定量”。定形即废除异体字，使用规范的简体字，确定现行汉字的标准字形，做到“字有定形”。定音即确定现代汉语用字的标准读音。如确定异读字的标准读音等，做到“字有定音”。定序即确定现代汉语用字的排列顺序，规定几种检字法的标准。如部首检字法，要统一部首的数目，统一同一部首字笔画数的计算方法，统一同笔画数字的先后次序等，做到“字有定序”。纠正错别字的方法在现代通用汉字实现了标准后，我们在一切场合都要严格按照“四定”的标准使用汉字，做到使用汉字规范化。１．学习规范字音。即学习汉字的普通话读音。我们国家方言歧异，而方言之间的差别，主要表现在语音上，我们学习规范字音，就是要纠正方音，学习普通话读音。２．纠正错别字。一般地说，错字和别字都是错字，严格地说，错字和别字也有区别。凡是把字写得不成字的，就是错字。凡是该写某一个字，却写成了另外一字，就叫写别字。写错别字会影响思想交流及日常工作生活，有时甚至因为一字之差，意义全变，使生产、经济等受到严重损失，所以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规范字形，尽量不写错别字。写错别字，大体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主观方面的原因，思想上对纠正错别字不够重视，认为写个把错别字无关大局，不必大惊小怪，这种人在写字时粗心大意，写完后又不认真检查，因而常常产生错误，甚至与原来的意思相反。如有人把“漠不关心”写成“莫不关心”，意思就恰恰相反了。“莫”是“没有”的意思，“莫不关心”就是没有不关心的，什么都关心。对这类错误，我们如果勤查查字典，就可以避免。造成写错别字的另一个原因是汉字数量多、笔画多、结构复杂，有些字形体非常相似，容易写错、写混。具体地说，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１、由于语音相同而造成误写：供献（贡献）急燥（急躁）克苦（刻苦）题纲（提纲）防害（妨害）浮浅（肤浅）汉流夹背（汗流浃背）换然一新（焕然一新）欢心鼓舞（欢欣鼓舞）自立更生（自力更生）２、由于形体相近而造成误用：仑库（仓库）祟高（崇高）历害（厉害）烦脑（烦恼）粉粹（粉碎）针炙（针灸）赡仰（瞻仰）鸟龟（乌龟）３、由于笔画减少或增多而写错村（村庄）料（染料）国（祖国）祝（庆祝）接（直接）隆（隆重）纪（纪念）张（纸张）错别字的产生既然有主观和客观两种原因，所以纠正错别字也要从这两个方面入手。首先必须从思想上认清错别字产生的原因及其危害，对它有个高度的重视，只要真正认真起来，错别字是不难消灭的。根据产生错别字的原因，我们还可以根据汉字的结构上的特点，找出防止错别字的方法：１．注意形体相似字之间的区别。汉字中形声字最多，形声字的形旁跟字义有关，我们可以联系形旁来记忆字形。如“羡慕”的“慕”、“恭敬”的“恭”，下面都是从“忄”（心），而不是从“水”，因为这两个字都与心理活动有关。又如：“衫、被、裸、初、袖、补、袍、裙、褂”等字，都与衣服有关，所以都从“衤”旁，而“神、祝、社、福、祸、祈、祥”等字都与神事有关，所以都从“礻”旁，与“衣”的意思无关。以此类推，我们就可分辨好多形似字了。２．注意上下字偏旁的相互影响。有些偏旁的形体本来各不相同，可是由于它们所组成的字经常连用，结果受上面（或下面）的偏旁的影响而写错了。如有人把“编辑”误写成“编缉”，把“姿态”误写成“恣态”、把“跋涉”误写成“跋踄”等。要防止这种偏旁类化的错误，一定要注意上下字偏旁的不同。３．通过分辨字义来掌握字的正确写法。如“步”，小篆字的写法是，上面是个正“止”（脚），下面是个反“止”，像正反的两个脚形，楷书把最后的弯笔写成一撇，所以右下没有一点，而不能写成“步”。又如“针灸”的“灸”从“火”、“久”声，是中医师的一种医疗技术，而“脍炙人口”的“炙”是个会意字，是用火烧烤肉类的意思，懂得了它们的意义，也就不会用错了。总起来说，比较、分析汉字中常见的形近偏旁，掌握其笔画的差别所在，就可以举一反三，以简驭繁，避免写错别字，这比一个个地死记硬背要有效得多。汉字的形体演变汉字的历史，从早期零散的原始字算起，大约已有五六千年。从能够比较完整地记录语言的甲骨文字算起，汉字形体的演变大体上经历了这样五个历史阶段：甲骨文、金文、篆书（包括大篆和小篆）、隶书、楷书。甲骨文甲骨文是“龟甲兽骨文字”的简称，是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殷王朝都城旧址，也叫殷墟）的一种用金属刀子刻在龟甲兽骨上用来占卜的文字，也叫“甲骨刻辞”或“卜辞”，是我国现存的最古老的汉字。它的字形特点是图画的意味非常浓厚，有些字看上去像比较抽象的图画。由于甲骨文字是我国早期的古老文字，所以它的文字还没有完全定型，具体表现在：（１）繁简无定。在甲骨文里，常有一个字有几十个形体的。如“羊”字就有四十多个繁简不同的异体。（２）造字方法无定。甲骨文的造字方法比较原始，又很灵活，例如“牢”字，有“牢”、“”两种写法，像牛羊圈在圈里，只要把在圈里豢养家畜的特点表示出来就行了，不管里头是牛还是羊。（３）方向和部位不定。同一个字，甲骨文可以正写，也可以反写、倒写，结构比较自由。如“卜”字。合体字的方向和部位同样无定，如“明”字。（４）行款无定。甲骨文里，大字和小字并列，每字不限于一个统一的面积，形体繁的，占的面积大，字形简的，占的面积就小。甲骨文书写以行为原则，但并不严格，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左书写的都有，行款尚未完全定型。金文金文是吉金文字的简称，是殷周时代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古人称铜为金，因此叫作金文。也叫作“钟鼎文字”，这是因为钟是乐器、鼎是烹饪器，都是常见的用器，因而就用钟鼎来代表一般铜器，以前也有把金文叫作“钟鼎款识”的，“款”是刻，“识”是记，合起来就是“款识”。金文在形体上跟甲骨文非常接近，但比甲骨文整齐匀称，形体渐趋划一，结构渐趋齐整，笔画一般比甲骨文粗肥、圆转，异体字仍然较多。篆书篆书包括大篆和小篆两种。大篆也称“籀文”，这种文字是春秋战国时代通行于秦国的文字，本是西周晚期周宣王时创新的一种字体，也就是《史籀篇》上的文字。现存的石鼓文就是这种字体的代表。大篆和金文相近，但有所变更，字体多重迭，结构渐趋整齐，笔画更加线条化。小篆是秦并六国后通行于全国的标准字体。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书同文字”的政策，由丞相李斯等人整理文字，改定字体。具体做法是：先参照当时各地流行的简体字，把大篆加以简化而成小篆，然后以小篆作为标准。废除了那些与秦文不合的异体字。从而统一了全国的字体，小篆去掉了大篆中繁杂重复、迭床架屋的部分，不仅简化了汉字，而且还淘汰了不少异体字，对汉字的定型化、规范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小篆用圆转匀称的线条来转写古文字的曲线，粗细一致，形体整齐，不但转化了古文的形体，并且确立了汉字的符号性，把汉字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隶书隶书产生于秦代，起初只是小篆的快写，是当时老百姓手头上写的民间手头字体。小篆固然比它以前的字体简易些，但它那粗细一样、圆转弯曲的长线条，并不实用。秦王朝统一中国后，政务繁忙，官府里经办普通文书的小官吏们应急求快，便采用民间的手头字体，把小篆简化，于是产生了隶书。早期的隶书称为秦隶，跟篆书非常接近，实际上就是写得潦草一些的小篆。隶书因为书写方便，到了汉代，一种新的、更简单、更容易写的汉隶代替了秦隶，从此，隶书就代替了篆书，成为一种正式的字体。隶书的产生，是汉字形体演变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把小篆圆转匀称的线条改为方折平直的笔画。字体结构由长方变为扁平，从而使字形平直方正，同时又改变了少数偏旁的形体，这可以说是汉字一次重要的简化，从此方块汉字完全失去了象形意味。从小篆到隶书的变革，叫做“隶变”，隶变是古今文字的分水岭，从此使汉字的发展走上了点画化、符号化的道路。楷书楷书也叫“真书”、“正书”，是东汉末年开始通行的字体，一直通行到现在，已经有１８００多年的历史了，它的形体是直接由汉隶演变而来。至此，汉字字形基本定型，并一直沿用至今。汉代还出现了草书。草书有章草、今草和狂草。章草始于东汉章帝，是一种草率的隶书。今草是从章草演变而来的，字与字之间笔画可以相连，这种字体从东汉末年一直流传到现在，一般所说的草书，便是以今草为代表。到了唐代，今草又发展成为狂草，狂草是一种字与字笔画相连的非常潦草的字体，它的优点是书写快速，但又难以辨认，没什么实用价值。魏晋时代又产生了以楷书为基础，又吸收了草书一些笔法的字体，叫“行书”。行书不如楷书那要工整，也不像草书那样潦草，容易辨认，书写便利，普遍为人们所采用，所以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汉字形体演变的规律汉字的形体演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结构、一是笔势（即笔画姿态）。从甲骨文到楷书，它的结构虽有变化，但变化不大，如“明”由“日”和“月”两个偏旁组成，数千年没有变化。而汉字的笔势则随着新字体的产生而屡经变化，如“日”的笔画姿态，从甲骨文到楷书，每种字体都有变革。文字是交流思想的辅助工具，为了适应需要，人们要求有方便、简易的文字工具，以便于书写和学习，于是人们就对文字的形体进行简化。汉字形体演变的总趋势是简化，文字要适应社会的需要，必然要遵循由繁到简的规律。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有计划、有步骤地简化汉字是符合汉字自身的发展规律的。印刷体楷书字体有手写体和印刷体之分。印刷要求阅读时明晰，手写要求行笔方便，二者要求不同，因此才有印刷体和手写体的分别。唐代以后出现雕版印刷的印刷体，雕版印刷是把字刻在整块木板上制成印版印书；明代以后的活字印刷，用单个字粒来排成印版印刷，这种单个字粒称活字；现在使用铅合金的活字，叫铅字，形成用于印刷的楷书字体。（一）类别楷书的印刷体主要有如下几种：１．楷体楷体又称正楷体、活体，和毛笔手写字体基本相同。因为这种字体盛行于清朝，在日本叫它清朝体。楷体字形端庄自然，常用于通俗读物、小学课本、儿童读物，以及零件印刷品，如名片、请帖、帐簿、介绍信等。２．宋体宋体也称老宋体，又称普通体、白体（相对黑体而言）。因为它是明朝时兴起来的，日本叫它明朝体。这种字体竖粗横细，鲜明端正，在印刷中是最普遍的一种字体，适用于报刊、图书中的正文和注释等。３．仿宋体仿宋体是模仿宋版精本雕刻的字体，所以又称真宋体。这种字体笔画细，字迹秀丽。在杂志、古书中用它来排正文的较多。４．长仿宋长仿宋是仿宋体的变形，但较仿宋体细长，有立体感。常用于排印诗词文集，还用于排印古籍书。５．黑体黑体又称粗体、方体（方头体）、平体。黑体字形粗壮醒目，排在文章中表示重要内容需重点阅读，刊物中突出重点文章也使用黑体。除以上字体在书刊中常见之外，在报纸、杂志中的标题字，还采用一些新的变形字体，如长宋体（牟体）、扁宋体、扁黑体多种。我们在印刷物上见到的就是以上那么几种印刷体，多少年来，我国印刷用字的字形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这种情况与当代信息激增、文化繁荣的趋向还有不够完全适应的地方。例如，为了更多地传播信息和知识，各种报刊都力求在原有的版面上增添更多的内容，于是标题多了，字号小了，对印刷体的要求就更多样了。因此，设计出各种新颖的印刷新字体，已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二）字号印刷体根据大小编号。我国原有七种字号（七号字太小，只有排五号字的公式中用七号来做占角字，或在一些必须用小号字的较特殊的印刷物上）。后来由于书刊、报纸和广告上的需要，又逐渐增加了一些字号，如八号（不常用）、初号、特号和特大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