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大战蚩尤之谜５０００年前左右，在我国黄河下游的冀州平原上，发生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战斗，作战的一方是中原地区的部落首领黄帝，另一方则是来历不明的、却具有神奇本领的蚩尤。蚩尤是什么人蚩尤是什么人？历来传说不一：有的说他是“古天子”，有的说他是“诸侯”，有的说他是“庶民”。蚩尤属于哪一个民族？也历来传说不一：有的说他是九黎族的君主，有的说也是东夷族的首领，有的说他是苗蛮族的酋长。总之，他是一个身世不明的神秘人物。他们兄弟８１人，长相也很奇特：铜头、铁额、人身、牛蹄、４只眼睛、８个脚趾，头上有角，耳鬓像戟，身上还有翅膀，能飞空走险，能吞沙吃石，还能运用人类语言，是一种同人类相近而又完全不同的怪物。他们使用的武器也很特别，《世本·作篇》说：“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用金属做武器，在远古时期，可算是一项划时代的发明。《太白阳金》也说：“伏羲以木为兵，神农以石为兵，蚩尤以金为兵。”拿着闪光锃亮的戈矛，来对付粗笨的木棒、石块，不就像现在拿着电子警棍对付三角刀，或者是拿着激光枪对付盒子炮么？于是，他们凭着他们的“先进武器”开始扩张了。《管子·地数篇》说他利用葛卢山流出的金属水，制成了剑、铠、矛、戟，当年就兼并了９个诸侯；他又利用雍狐山流出的金属水，制成长戟、短戈，当年，又兼并了１２个诸侯，这就必然同正在中原开拓、发展的黄帝发生冲突。一场有声有色的战争战争一开始就打得异常热闹，黄帝同炎帝联合，指挥着一支以虎、豹、熊、罴做先锋的部队进攻，蚩尤等８１兄弟拿着先进武器应战。黄帝截断江河，准备用水淹死这些铜头铁额不怕摔打的家伙，蚩尤却请来了风伯、雨师，刮起大风，下起大雨，阻止黄帝进军。黄帝不能制伏蚩尤，禁不住仰天长叹。于是，天帝派来玄女、旱魃前来助战，旱魃大喊一声：“魃！”阳光普照，大雨停止；玄女敲响用独脚牛的皮做成的鼓，敲一下，声震５００里，蚩尤被震得神魂颠倒。蚩尤却作起了大雾，霎时间，天昏地暗，飞沙走石，黄帝的部队迷失方向，分不清敌我，自相攻打，蚩尤却趁机逃跑了。于是，黄帝叫大将风后按照北斗星杓指示方向的原理制造了指南车。再次作战的时候，蚩尤作起雾来，洋洋得意，黄帝的部队已在指南车的指示下，直捣大本营，出其不意地捉住了蚩尤。蚩尤的死也是奇特的。据古书记载：黄帝派应龙在“凶黎之谷”，杀了蚩尤，身首异处，擒获蚩尤的地点在中冀，又叫“绝辔之地”。死后，人们为他垒了两座坟，一座在山东寿张的阚乡，高７丈；另一座在山东巨野的重聚，大小同阚冢相等。老百姓常常在１０月祭祀他。他的坟头上常有赤气冒出，像一匹绛色的帛，人称“蚩尤旗”。后来，冀州人掘地掘出像铜铁一样的髑髅骨，大家都说这是蚩尤的骨头。也有的记载说，蚩尤并没有被杀，黄帝降服了蚩尤后，派他当了军事统帅，控制八方。蚩尤死后，天下又动乱起来。黄帝教人画着蚩尤的图像到处张贴，大家都说蚩尤没死，于是，天下又安定下来。——可见，死了的蚩尤比活着的黄帝还要威风哩！剥去了神话外衣之后这一段被夸张得近乎荒诞的故事，是黄帝轰轰烈烈统一中原的一个必要的陪衬，是神话和历史的混杂，历史学家们认为，拨开神话所必有的奇云怪雾之后，基本事实应该是：（一）蚩尤是一个强有力的、团结一心的部落群体，奉行着一种奇怪的动物图腾崇拜，打仗时常常戴着一种奇特的面具吓唬对方，显得勇猛而强悍。（二）原始时候的自然火，也有可能把一些裸露的矿石熔结为金属，把这些比木头、石块坚硬的天赐礼品加工成武器是自然而然的，蚩尤部落就是因为掌握了这样的先进武器而强大起来，逐渐形成为我国古代东部一个强大的部落。（三）战争在黄河下游的温湿地区的一个雨季中进行，从黄河中上游干旱地区远道而来的黄帝、炎帝部族，不熟悉地形，不适应气候，蚩尤凭借着“先进武器”和对当地雨雾规律的熟知，屡出奇兵，黄帝屡屡失利。（四）然而，黄帝毕竟是机智的、强大的，熟悉了蚩尤和东部地区的作战规律之后，雨季已逐渐过去，旱季来临，蚩尤逐渐失去了最初的优势，所以黄帝击败蚩尤的时间是在秋高气爽之后，老百姓在１０月祭祀蚩尤，这也间接证明了蚩尤失败和死亡的日子。（五）蚩尤被杀之后，他的部族溃散：一部分继续留在东部地区，大略在山东、河南、河北三省交汇之处，这一地区到汉代还有黎县、黎阳、黎山、黎水等地名，就是蚩尤遗民的遗迹；一部分被黄帝部族俘虏、同化，成了中原统治集团的顺民，古代把百姓称为黎民或者黎元、黎首、黎庶、黎氓，都是这一战争后的产物；至于那些死硬派的抗战分子，一部分向西北方向流窜，后来在今山西壶关县一带建立起黎国，直至商末才被周并吞，另一部分向西南方向流窜，那是黄帝鞭长莫及的地方，因而在湘、黔、滇一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也就是后来的苗族。传说：蚩允死后，所弃的脚镣手铐长成了枫木，苗族人祭奉自己的祖先神“剖尤”“尤公公”“枫神”，当然就是对他们的祖先蚩尤的纪念了。学术界曾反复辩论，蚩尤是东夷族的祖先，还是苗蛮族的祖先？其实，这也许是一场“三岔口”式的误会，它既是东夷人的祖先，也是苗蛮人的祖先，还是最早的黎民百姓的祖先，蚩尤祠遍布全国各地，蚩尤的后裔也遍布全国各地。这一假说有它合理的一面，但遗憾的是：线条太粗，对神话所包含的合理的内核开发得不够，因而也就缺乏真切感，但是时代太遥远了，资料太缺乏了，我们不能对历史学家有更多的苛求。关于智能机器人的假说由于社会的进步，人们科学视野的拓宽，一个大胆的假说使人们激动起来：蚩尤，是不是一台破空而来的智能机器人？涿鹿之战，是不是一场爆发在地球上的有天外来客参加的星际战争？（一）从蚩尤的造型和功能上来看：它的骨骼和外壳都是金属制造的，并非血肉之躯，头上有角，是不是天线、探针？四只炯炯发光的眼睛，是不是各种光学测管？“八肱”是不是从事不同性能的机械臂？牛蹄而且８趾，当然是进退自如的运行装置了。它们起飞或着陆的时候，尾部喷口曳出红焰，有如一条赤链，这就是人们所称道的“蚩尤旗”，它常常采集矿石标本，或者装进矿石就地化验、熔炼，人们没法理解，就认为是食沙吞石。显然，这是一具智慧生物制造的智能机器人，至于呼风唤雨、作雾，对于一台智能机器人来说，也就不足为奇了。（二）从蚩尤、黄帝使用的武器来看：这些武器，都是超越时代的。《史记·封禅书》说：“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世本》也说：“蚩尤作兵。”但在考古资料和实物上，却找不到充分的证据。与蚩尤同时的山东龙山文化遗址中，虽然已经出现有炼铜渣和孔雀石一类的炼铜原料，但却没有铜制兵器，年代稍后的河南二里头文化遗址中，虽有青铜兵器出现，经碳十四测定，大约是公元前２１～１６世纪的遗物，那已经是几百年乃至于１０００年以后的夏王朝了。而天然的金属实在是数量极少，因此，这一阶段还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用于实战的金属武器，然而，蚩尤却有。指南车的使用也是如此。我国最早提出磁性的是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它说“慈（磁）石召铁，或引之也。”我国最早记载的磁指南器是战国末期的《韩非子》，他说：“故先王主司南，以端朝夕。”“司南”就是磁指南器。人们习惯上所称的“先王”，最早不过夏禹商汤，绝不会是远古时代的黄帝，而让车上木人指示方向的“指南车”，则是三国时代的产物了。结论只有一个，这金属武器，这指南车，都不是当时的地球人所拥有的物品。（三）从战争的进程来看：对于这一群来历不明的机器人，肉体凡胎的黄帝能有什么办法呢？于是请来了“九天玄女”、“应龙”这样一些地道的“天外来客”。于是一场保护地球生态和破坏地球生态的星际战争在地球上打响。传说中的“九天玄女”鸟首人身，“应龙”则是一条有翼的龙，或许就是一条宇宙飞船吧。他们最后是发出某种声波（鼓声或龙吟）或电波，破坏了蚩尤的控制系统或通讯系统，蚩尤才俯首就擒。（四）从蚩尤的死来看：《路史后记》对量蚩的死，用了一个“解”字，这是很适合于机械装置的。《述异记》记载后来冀州人掘地所得量尤骨有“如铜铁”这个描述，很是确切，它当然不是铜铁，而是类似于铜铁却质轻如骨的高级合金。《述异记》还说：“今有蚩尤齿，长二寸，坚不可碎。”说“今有”，表明在作者在的时候（南朝梁）此物尚存，而“坚不可碎”，正是这种高级合金的特性。那经常出现在蚩尤坟上的拖带火光的“蚩尤旗”，想必是它的天外伙伴或主人在收拾他的残骸，研究败因，寻找着“黑匣子”之类的遗物吧。一尊失败的“战神”中国人是很尊崇胜利者的，所以，尧、舜、禹及历代的开国君主，都被描绘成圣明雄武的英雄。中国人也是很鄙弃失败者的，所以，夏桀、商纣、周幽及历代的亡国之君，都被描绘成生活糜烂、行为乖张的小人。只有蚩尤是一个例外，它是一尊屹立在远古时期的失败了的英雄。胜利了的黄帝不声张自己的声威，却拉大旗作虎皮，举着失败者蚩尤的图像威慑天下，居然换得“万邦弭服”，可见，在当时人们的眼光之中，蚩尤并不是一具可死的血肉之躯，而是代表着一种强大的、神秘的、超自然的、不朽的力量。历代的帝王，也都把蚩尤尊奉为“兵主”、“战神”，顶礼膜拜。西周军队出征，蚩尤和黄帝是并列的膜拜对象。秦始皇、汉武帝东游齐地，祭祀“八神主”，蚩尤位列第三。汉高祖刘邦起兵反秦，在他的家乡祭祀黄帝、蚩尤，胜利之后，却是爱有独钟，把蚩尤祠迁到长安，反而把黄帝冷７落在一旁。直至公元９７９年，宋太宗征河东，还有着出京前一日祭祀蚩尤的记载。至于民间，秦汉时期的冀州一带还流行着一种角抵戏，人们三三两两，头戴牛角，互相抵触，人称“蚩尤戏”。至于蚩尤祠、蚩尤庙，长存在祖国的许多地域，至今仍被苗族人民所尊奉。为什么人们尊崇这位失败的英雄？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不曾死，不具有血肉之躯，是一股永存的、不可战胜的神秘力量。他的对手黄帝以及后代的民众，也没有在他身上洒泼污泥浊水，就像在每一个失败的君主身上洒泼的那样，古代的失败君主如桀、纣、周幽，身边都有一个狐媚惑众的妖姬。他却没有，他的身体中也许根本没有感情装置，历来的失败君主有着暴虐嗜杀的恶癖，他却没有，因为残酷地蹂躏地球生物并不是他的使命；古籍中给他留下的唯一的性格缺陷，就是“贪”，而贪取地球上的一切物质标本，也许正是他走向地球的唯一使命。到底哪一种假说更接近真实？目前还没有一致的结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随着时间的流逝，黄帝、蚩尤都已经远远地离开了我们，他们留下的神奇传说，将永远吸引我们饶有兴趣地去猜想。而这些猜想的证实，最终将取决于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将在真正地认识自己祖先的同时，也真正地认识自己。“北京人”，你在哪里１９２６年１０月，瑞典王储访华。因为他是一个喜爱考古的学者，所以，北京的学术界举行了一个隆重的欢迎会。欢迎会将要终结的时候，代表瑞典学术界的安特生博士宣布了一条科学新闻：在瑞典的一座古生物研究所里，韦曼教授在北京周口店的“龙骨”化石中，发现了原始人的牙齿。年代至少在３０万年以上。这是有关“北京人”的第一条新闻。这条新闻当时就震动了北京朝野，北京学术界发起的周口店系统发掘就是以韦曼教授的权威性鉴定为科学根据的。这一发掘的最宝贵的成果就是众所周知的“北京人”。龙骨和龙骨山所谓“龙骨”，是一味中药，传说是龙的蜕骨，有补肾、壮阳的作用。其实，中国传说中的“龙”是没有的，龙骨只是一些古代生物（包括原始人类）的化石而已，其中最多的就是比较坚实的牙齿化石。古生物学认为：每个生物的体质，所处的环境，以及所保存的前一代的遗传痕迹，都可以聚集在他身体的一部分上。如果找到了一颗几十万年前的人类祖先的牙齿，就无异于读到了一本描绘我们祖先生活、习性、体质、遗传等方面的书，意义是非常重大的。那时候，安特生正担任着北洋军政府的“矿业顾问”。特别注意采集动物骨骼化石，作为考古研究的资料。当他知道中国人把大量价值无法估计的宝贵的科学标本，以低廉的价值当做中药，蒸煮后扔掉的时候，既兴奋，又震惊。１９２１年，他聘请了奥地利生物学家师丹斯基主持寻找发掘龙骨的工作，顺藤摸瓜，他们找到了龙骨山。龙骨山位于房山县的周口店，距北京市区只有百里之遥，是一座低平的馒头似的小山，方圆不过二三百米。当地人在开采石灰石时常常挖出“龙骨”，所以，人们就叫它“龙骨山”。师丹斯基在龙骨山主持开发工作，把发掘出来的化石，送到瑞典研究，很快就鉴定出了第一枚原始人类的牙齿。消息传出以后，中国地质调查所和私立协和医学校协议，由协和学校出钱，继续周口店龙骨山的发掘。“北京人”的发现１９２７年，又发现了一个保存状态良好的右下第一臼牙，由英藉加拿大人、协和医学校解剖系教授步达生研究。他宣布，这是介于猿与人之间的一种原始人类，与已发现的任何一种原始人类都迥然不同，定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俗称“北京人”。他还预言，周口店的山洞是中国猿人的故乡，地下肯定还蕴藏着他们的化石。１９２８年，刚从北京大学毕业的青年学者裴文中参加了发掘工作。春季，发现了一个小孩的下牙床，秋季，又发现了一个成人的下牙床，上边有３颗牙齿。但是挖掘碰到了坚硬的石层。里面的动物骨骼化石已非常稀少，许多人都认为这已是“北京人”居住山洞的洞底，主张停止工作，井纷纷转赴全国各地另辟新径。龙骨山的挖掘任务落到了青年学者裴文中身上。出乎意料的是，挖完了这坚硬的石层之后，又露出软软的土层，里面的“龙骨”还很丰富。尽管北京方面一再命令停工，但发掘仍然在裴文中的主持下坚持进行着。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２日，是人类考古学上的一个辉煌的日子。已经下过一场小雪，寒气逼人，，一抹夕阳给古老的山洞带来了一丝温和的祥光。裴文中先生腰里系着一根绳子，几个工人拉着，下到一个很深的小洞。洞里骨骼化石很多，但一片黑暗。准备出洞的时候，凭借手电筒的微光，仔细探索，在离洞口不远的洞壁上，一个黑黑的、圆圆的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扩大洞口，一支昏暗的烛光探照下去，他和工人们都禁不住轻呼起来，一具完整的猿人头骨呈现在他们眼前。他立即给北京发去了电报，根据指令，第二天，他带着这个稀世之宝回到了北京。中国人发现中国猿人化石的消息不翼而走，很快地传遍了全世界，震动了全世界。寻找“北京人”的挖掘工作延续到１９３７年，先后已发掘出了代表４０多个个体的人骨化石，其中有５具完整的头盖骨，６块面骨，１５块下颌骨，１５０枚牙齿及部分肢骨残件，还有近１０万件石器材料，这里遗物之多，代表性之全，超过了地球上任何一处已知的人类遗址。“北京人”及其洞穴之家的发现，是古人类学、考古学中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终于使人类认识到了自己的童年，为早已发现但不被承认的“南方古猿”、“爪哇猿人”争得了“人”的地位。但不幸的事是：一场强加于中国人民身上的战火殃及我们的祖国，它终于在一个神秘的日子里不翼而飞了。失踪与寻觅龙骨山的发掘经费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所以，控制权在外国人手里。他们把猿人化石存放在美国人办的协和医院解剖室的保险箱里，由德籍犹太人魏敦瑞研究，这种大权旁落的局面，一开始就给中国猿人蒙上了一层悲剧色彩。１９４１年，太平洋风云变幻，日美战争已迫在眉睫。为了“北京猿人”的安全，魏敦瑞提议把这批文物送到美国保存。由于种种原因，启运工作迟迟未能进行。据亲自负责包装化石木箱的北京运送工作的胡承志回忆：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２０日下午，他突然接到协和医院总务长博文将这批化石秘密装箱的通知，计有北京猿人的头盖骨５个、头骨碎片１５块、下颌骨１４块、锁骨、大腿骨、上臂骨与牙齿等１４７块。全部用擦镜的棉纸包好，裹上药棉，再包上纸、细布、棉花，装入两只大木箱，然后安全送进了美国大使馆，准备随美国海军陆战队运往美国，然而，从此以后这批珍贵文物就永远地不见天日了。１９４２年８月，日本人发现北京猿人化石已不在保险箱内的时候，曾在报纸上大肆宣扬北京猿人被窃，并派密探负责搜查工作。两个月后，传说已在天津找到化石，并通知魏敦瑞的秘书前去辨认，随后又宣布并没真正找到，从此以后，日本人对此讳莫如深，再也不提化石的事了。战后，中美各方在中国大陆和日本进行了广泛的搜寻。但由于当时的战争环境和启运绝对保密的种种措施，使得一切有价值的线索都在举手可得的希望中戛然而止。１９７２年，美国希腊古物基金会主席悬常重金，寻找中国猿人化石，曾经获得过３００多条线索，根据线索，他亲赴中、日、苏、菲、希及台、港等地苦苦地追寻，但，始终没有满意的结果。一位美国老太太声称她的丈夫从中国带回了一箱化石，其中有“中国猿人”，她开价１５０万美元。詹纳斯如约赴会，亲自看了她提供的照片，很遗憾，那也不是失踪的“中国猿人”。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了５Ｏ年，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在深情地呼唤：“‘北京人’，你在哪里？”三个猜想第一种猜想是：匿藏在日本。北京猿人撤出协和医院后，按原计划由美国海军陆战队装上哈里逊总统号运往美国。但是，太平洋战争一爆发，哈里逊总统号却成了日军的“俘虏”，化石也当然被日军截留。有人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时，哈里逊号邮船未到达天津，装有化石的木箱在战云弥漫之际，由海军陆战队军医福莱当做行李包疏散。不久，福莱也当了俘虏。至于这只装有化石的“行李箱”被疏散到了哪里？甚至这只“行李箱”内到底有没有化石？福莱也不知道。那么，这箱化石并不一定落在日本人手中，只是在美国人的转运途中杳然无迹了。不过，当时的天津已由日本人控制。１９４２年８月，日本大张旗鼓地追寻化石，１９４２年１Ｏ月，煞有介事地宣称找到了化石，与此后的不了了之，恰成一鲜明的对照。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之凶残和狡狯，化石如果不曾找到，他们岂肯善罢甘休？因此，化石仍然匿藏在日本。曾经５次赴日搜查中国猿人下落的中国专家李济先生也这样认为。第二种猜想：长眠在深深的海底。有人提供线索，将化石装箱后，并没运到天津，而运往秦皇岛港，并在秦皇岛港装上了哈里逊总统号邮船。可惜的是，邮船赴美途中遭难，沉没在太平洋海底了。如果事实真是如此，沉睡了几万年的“北京猿人”在世间一展风采后，又进入了一个更为宁谧的世界，而它的重见天日，有待于科学的进步及哈里逊总统号探测和打捞了。第三种猜想：静卧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人类学家周国兴根据多年的调查，提出了一条新的线索。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夕，一个守卫在美国大使馆和美国海军陆战队总部通道门口的卫兵，亲眼看到两个人抬着一箱东西，埋在大使馆的后院里。据推测，可能是北京猿人化石。有趣的是：周国兴已经找到了这个地方，只是因为上面盖着房屋，不便发掘。事实的真象到底如何，则有待于这块神秘地域的开发和这些房屋的拆迁了。值得庆幸的是：１９６６年，周口店又发现一个头盖骨和枕骨、额骨碎片，它和３０多年前发现的碎骨模型拼合在一起，正好组成一个完整的头盖骨，依然神采奕奕地展示着远古时期人类生存和进步的风貌。楼兰古国之谜“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是唐代诗人王昌龄《从军行》中的名句，虽然，楼兰古国在唐代已经销声匿迹许多年了，但它还深刻地印在唐朝文人的脑海中，时时成为吟咏的对象。楼兰，最早见于我国西汉史籍。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还说它“出玉，多葭苇、柽柳、胡杨、白草，民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多囊驼。”其实，司马迁没去过楼兰，他是根据他同时代的大使节张骞的报告写的。张骞一生三次出使西域，历尽千辛万苦，很熟悉西域各国的情况。可见当时，楼兰古国由于地处丝绸要道，加上水土肥美，曾经盛极一时。匈奴是汉朝西北最大的敌人。为争夺西域疆土，汉朝同匈奴进行了长达七八十年的战争，楼兰首当其冲。这种争夺曾一度白热化。直到公元前７７年，大将霍光派傅介子刺杀了楼兰国王，另立其弟为王，迁都伊循城。楼兰古国改名为鄯善国。此后，楼兰一直都是汉王朝的西域重镇。东汉，班超曾活动于此。三国，鄯善属魏。西晋，封鄯善王为归义侯。五世纪，名僧宋云曾赴鄯善，城中住着吐谷浑的宁西将军。此后，古楼兰国消失了，它再也没进入任何文献记载。到了唐代，疆域空前辽阔，唐代大军到达西域时曾经寻找过楼兰，可是没有找到，它从此消失了，只存在于边塞诗人们的想象之中。１２７４年，大探险家马可·波罗沿古丝绸之路东来，也没见过楼兰，看见的只有莽莽黄沙。它到底到哪里去了呢？难道它不翼而飞了？不，它静静地躺在莽莽黄沙之下，等待着科学的呼唤！一千多年后的发现１９００年３月，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沿塔里木河向东，到达孔雀河下游，想寻找行踪不定的罗布泊。他的向导是维吾尔族农民爱尔迪克。３月２７日，探险队到达了一个小土岗，这时，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斯文赫定发现他们带来的水泄漏了许多。在干旱的沙漠之中，没有水就等于死亡。他们于是去寻找水源，却又发现携带的铁铲丢失了。向导奉命回原路寻找铁铲，途中，遇到了强烈的风沙，风沙迷住了爱尔迪克的眼睛，他只好先躲起来。待风沙过后，他睁开眼睛，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发生了，一座古城出现在他的眼前：有城墙、有街道、有房屋、甚至还有峰火台。爱尔迪克恐怖极了。他以为看见的是魔鬼的宫殿。他匆匆地在城市中空无一人的街道上走了一圈，拾了几枚古币，背了两块精美的雕花木板，向斯文赫定的探险队赶去。爱尔迪克的发现使斯文赫定激动得差点儿晕过去。他知道，这一定是考古史上的一个重大发现。由于没有水，斯文赫定不得不离开这里。他决定第二年再来彻底考察。１９０１年２月，斯文赫定带着充足的水和食品又来到了这里，他发现，这里是一座被人们遗弃了的古城，而原先，曾经有过相当的繁华。斯文赫定在这里发掘了大量文物，包括钱币、丝织品、粮食、陶器、３６张写有汉字的纸片，１２０片竹简和几支毛笔……斯文赫定回国后，把文物交给德国的希姆莱鉴定。经鉴定，这座古城就是赫赫有名的古国楼兰，整个世界震惊了，随后，许多国家的探险队随之而来……１９７９年，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最新发掘，辉煌的楼兰古国，终于重见天日了。辉煌的楼兰古国经过历史学家和文物学家长期不懈的努力，楼兰古国神秘的面纱被撩开了。昔日的楼兰城占地约１０万平方米，在孔雀河下游。城正中是行政官署，官署由土坯砌成，有粗而高的门柱，有涂朱漆的雕梁画栋，这里是古城的权力中心，也是古城最豪华的处所。城南是居民区，居住着大约１４０００人，残存的房屋显示出这里有中国宅院式建筑，分正房和厢房，屋后还有果园。城东有一座高大的佛塔，５里外有一座佛寺，这可以窥见当年这里的宗教情况。城东北还有残存的土堆，这就是汉代的驿站遗址。城西北和西南有茂密的胡杨林。城中街道纵横分明，还有一条河由西北向东南穿城而过。城周围有集中的墓地，这里可窥见当时的风俗人情。大量的文物再现了楼兰昔日的辉煌。城里发掘了大量的文书及木简；既有汉代的五铢钱，也有遣霜帝国的铜币；既有汉代的丝织品、绢网，也有波斯的壁画，甚至希腊、罗马以雅典娜为图案的工艺品；还有各国的陶器和漆器。这一切都显示了楼兰在中西方交通、文化交流及商贸上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古丝绸之路西出长安，经著名的敦煌，再西行至楼兰。楼兰的确是中国对外交流的枢纽和前哨。它在当时，是一座颇具规模的国际性中转城市。中国客商到这里，便可选择不同道路前往世界各地，而世界各地的人员从四面八方汇集于此，再前往长安。正如史学家孔拉特所说：“楼兰古城的兴衰，是一面世界史的纪念碑。”让我们想想昔日楼兰的辉煌吧：不同风格的华丽的建筑比比皆是，街上人流熙熙攘攘，不同国家的语言此起彼伏，一拨一拨的驼队来来去去，商人们携带着大量钱币和货物寻找着设有客满的旅馆，中国的军人们也许是在恣情纵酒吧，因为这一派和平热闹的景象似乎显示出他们的多余……然而，这一切都去得那么仓促和突然，它似乎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消失，消失得无影无踪，是什么使这个繁华的古城陡然之间变成了一座空城，随即被掩埋在厚厚的黄沙之下呢？楼兰消失之谜初探罗布泊是一个变化无常的湖泊，被称为“会迁徙的湖泊”。古代，罗布泊就在楼兰古城北，司马迁说楼兰古城：“临盐泽”，就是指的罗布泊。专家们指出，孔雀河与车尔臣河汇入塔里木河，经库鲁克河流入罗布泊。罗布泊是古楼兰的生命之源，罗布泊的迁移，使楼兰水源枯竭，植物死亡，导致了气候恶劣，楼兰人继续留在这里只可能坐以待毙，于是他们只好弃城别走，楼兰古城也就在历史上消失。但是罗布泊为什么会迁移呢？专家们却又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是塔里木河携带大量泥沙，使罗布泊淤塞，湖底抬高，塔里木河只好改道他行，旧的罗布泊就干涸了；也有人认为是由于塔里木河在土质松软的谷地流淌，会自行改道，形成新的河床，造成新的罗布泊；还有学者认为，罗布泊的迁移是由于地质构造和运动表现不均衡的结果。许多学者也认为，古楼兰的衰亡是与社会人文因素紧密相连的，我国古书记载楼兰古国的最后存在时间在东晋十六国时期，这正是我国历史上政局最为混乱的时期，北方许多民族自立为藩，相互战争。而楼兰正是军事要冲、兵家必争之地。频繁的战争、掠夺性的洗劫使楼兰的植被和交通商贸地位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而沙漠边缘的古国，丧失了这两个基本要素，也不可能存在下去。于是，它就变成了今天满目黄沙、一片苍茫的景象。楼兰被遗弃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专家学者们还在探索……斧声烛影千古之谜关于宋太祖赵匡胤的死，《宋史·太祖本纪》上只说了两句话：一句是“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一句是“受命于杜太后，传位于太宗。”杜太后是他的母亲，光义是他的同母兄弟。兄死弟“及”（继位），倒也不是没有先例，然而私家著作却绘声绘色，议论纷纷。《湘山野录》如是说文莹是宋朝初年的一个关心时政的和尚，专门收集宋初至仁宗时期的朝野轶事，他在《湘山野录》中记述道：开宝九年（公元９７６年）十月二十日晚上，赵匡胤到湖边观看天象，开始天气晴朗，突然间阴云四合，狂风大作，居然下起雪雹来，宋太祖赵匡胤心中不悦，召来弟弟光义，在万岁殿对酌，你一杯，我一盏，喝得也还畅快，后来，太祖瞪着两眼，似乎有什么话要说，光义就叫宦官、宫女尽行避去，守候在外面的人只是远远看见屏风之上，烛光摇曳，人影散乱，光义时时离席，好像喝醉了酒的样子。这时已是三更，纷飞的雪花已在地面积了数寸，猛然间听到了斧声，好像是赵匡胤在用斧头斫雪，一边斫着，一边高声叫道：“好做！好做！”后来就睡了，鼾声如雷。赵光义也睡在里面，将近五更，周遭寂无声息，光义突然说：皇帝死了。于是光义接受了遗诏，在灵柩前即了帝位。这一段文字出现的比较早，主观成分也似乎较少，然而却留下了许多疑团：赵光义不可在宫里睡觉，却居然在宫里睡觉；宦官、宫女不应该离开皇帝，却居然全数离开，忙乱的人影，奇怪的斧声，以及赵匡胤含义不明的“好做、好做”的呼喊……无异于告诉了人们，这是一场事先策划的血腥谋杀。目的：当然是为了皇位。４３年之后，另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出世了，他就是《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司马光如是说司马光作为一个正统的史学家，为尊者讳，为长者讳，当然是尽力地为赵光义开脱，然而也没法遮盖篡位的罪责，他在《涑水纪闻》里这样说：太祖去世的时候，已经四鼓。宋皇后叫内侍都知王继恩把皇子德芳叫来，王继思考虑到太祖早就打算传位于晋王光义。就直接去找光义，光义大惊，犹豫不决，王继恩说：“再犹豫，皇位就是别人的了！”于是两人一道踏着积雪步行到宫门，宋后问：“是德芳来了吗？”王继恩说：“晋王来了。”宋后看见晋王，说不出的惊诧，后来突然醒悟过来，泪流满面地对光义说：“官家，我母子的性命，都托付给你了。”官家，是宋朝宫廷内对皇帝的称呼。晋王也流着眼泪说：“我们共保富贵，你不要担心。”——司马光掩盖了光义杀兄的血腥罪行，又把篡夺皇位的主动权强加在一个高级太监身上，但是，也并不否认篡位的基本事实。临终垂训与“金匮之盟”赵光义以皇弟的身份继承兄长的帝位。据说，是根据他们的母亲杜太后的意见，杜太后临终的时候，曾对赵匡胤说：“你之所以能够取得天下，是因为后周的皇帝年纪太小，不能凝聚众心的缘故，如果后周是一个年长的皇帝继位，你怎么可能有今天呢？你和光义都是我的亲生儿子，你将来把帝位传与他，国有长君，才是社稷之福啊！”赵匡胤表示同意，于是就叫宰相赵普当面写成誓词，封存在于金匮里，叫一名宫女保存起来，这就是所谓的“金匮之盟”，也就是赵光义“兄死弟及”的合法根据。但，这个“金匮之盟”的真伪，是很值得怀疑的。（一）杜太后去世的时候，赵匡胤还只有３４岁，正值壮年，这时赵匡胤的儿子德昭已经１４岁了，转眼就是大人了，即使是赵匡胤三五年后去世，也不会出现后周柴世宗遗下７岁孤儿的群龙无首的局面，以杜太后之贤明，绝不会出此有悖纲常的下策。（二）如果真有“金匮之盟”，太祖去世的时候，光义完全可以公布出来，堂堂正正地当皇帝，可是他没有这样做，直到众论哗然后的第五年，他才如梦初醒地记起了这件似乎被遗忘的旧事，并且煞有介事的列举证人，公布誓约，人们不得不怀疑，这所谓的“誓约”，是不是为了内部斗争的需要而临时炮制出来的鬼话。《宋史》中的画外音《宋史》对太宗赵光义推崇备至，但也以后人议论为由提出了一些委婉的指责，话虽是轻描淡写，但落点都是很重的。《太宗本纪》中说：“若夫太祖之崩不逾年而改元，涪陵县公之贬死，武功王之自杀，宋后之不成丧，则后世不能无议焉。”换成白话来说，后代的人对赵光义有以下４点非议：（一）为什么不等到第二年，就改换年号。——亲君即位，常例是次年改用新年号纪年，可是光义为什么迫不及待，把只剩下两个月的开宝九年，改为兴国元年？是不是心怀鬼胎，抢先为自己“正名”，以期造成不可逆转的既成事实？（二）涪陵县公为什么被贬而死。——涪陵县公是什么人？是赵光义的弟弟光美。既然是“兄死弟及”，下一轮的皇位继承人就应该是这位叫做光美的弟弟了，可是光义即位不久，这位因避讳改名为廷美的弟弟，就不明不白地被削夺王位，贬为涪陵县公，不久，就“抑郁”而死。（三）武功王为什么自杀？——光义篡位的时候，匡胤的长子德昭已经３０岁，当时被封为武功郡王。征讨北汉之后，德昭好意地劝太宗信守诺言，奖励出征的有功将士，可光义把脸一沉，居然说：“等你自己当了皇帝，再赏也不迟。”德昭感到自己受到深刻的猜忌和防范，性命早晚难保，回家后就自刎而死，这种行径，无异于逼杀。一年之后，匡胤的年仅２３岁的幼子德芳，也神秘地暴病身亡。人们只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宋后的担心不幸而言中，赵光义斩草除根，终于消除了皇位竞争中的最后的隐患。（四）宋太祖的遗孀宋氏虽说享有开宝皇后的封号，死后为什么不按皇后礼仪隆重地发丧？４条非议，条条在理，但因为谋杀毕竟无人作证，非议永远只是非议，“斧声烛影”，将永远是千古之谜、万古之谜。谜信，还是历史的公平宋太祖暴死，五六年内两个儿子也不明不白地丧生，在舆论界激起了强烈的反响。许许多多的有关宋太祖暴死的神秘故事也通过各种渠道广泛流传。到了北宋末年，半壁河山被占，钦、徽二帝被掳，一个颇有影响的说法是，宋太祖借了金太宗完颜晟之手，报了当日的刀斧之仇。奇怪的是，赵光义的子孙后代也似乎相信他们的老祖宗杀兄篡位的说法。南宋的第一个君主宋高宗赵构没有儿子，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大臣们议论纷纷，一种强有力的意见是：太祖是宋朝创造者，应该在他的后代中选择继承皇位。对这种胡言乱语，高宗开始往往是严加贬责，但是，突然有一天，他改变了主意。据说，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开国君主赵匡胤带着他，逆转时光，回到当日的“万岁殿”，看到了当日“斧声烛影”的全部情景，并且说：“你只有把王位传给我的子孙，国势才可能有一线转机。”梦境也许是假，但传位宋太祖的后代却是真。高宗赵构终于找到了宋太祖的七世孙赵慎，并且把皇位传给了他。这，距离“斧声烛影”的恐怖之夜，已经是１８７年。我们当然不相信轮回报应，但我们相信：宋高宗认识到了自己祖先的罪孽，并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向宋太祖及其子孙偿还了历史的公平。疑窦丛生的雍正即位千百年来，封建王朝的宫廷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且，常常弄得血雨腥风、你死我活。在皇位的诱惑下，什么仁义孝悌，什么手足之情，统统被置于脑后，他们眼中看到的只有至高无上的皇位。号称“千古一帝”的康熙，在位６１年，共有３５个儿子，在谁继承他的帝位问题上，似乎难下决断。是病逝，还是谋杀康熙六十年（１７２２年）十月，康熙不顾６９岁高龄，前往南苑狩猎。１０多天后，他感到身体不舒服，就起驾回京，在他的皇家苑囿——畅春园休养。这一天是十一月初七日。初八日至十二日，康熙病情稳定。十三日，病情突然恶化。皇四子胤禛及皇三子、皇七子、皇八子、皇九子、皇十子、皇十二子、皇十三子奉召入宫。十三日夜，康熙一命呜呼，当夜遗体运回乾清宫。十四日大殓，二十日皇四子胤禛登基。雍正六年，湖南失意文人曾静曾投所谓的“逆书”，给雍正派了１０大罪状：即谋父、逐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佞。谋父是居于首位的。雍正年间编纂的《大义觉迷录》中，他的一段供词，也颇有意味，他说：“圣祖皇帝（康熙）在畅春园病重，皇上（雍正）就进了一碗人参汤，不知如何，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这实质上等于是说：康熙是雍正毒死的。这是一则影响甚广的传闻，虽然无甚凭证，但也并非完全捕风捉影。其一，康熙帝休憩于畅春园期间，病情并无反复，而十三日骤变，当日撒手归西。他的突然死亡不得不令人生疑。其二，事发当日，有一位身临其境之人，是意大利人马国贤，他说：“驾崩之夕，号呼之声，不安之状，即无鸩毒之事，亦必突然大变，可断言也。”他的意思是，即使不是毒害，也必然是发生了非常的事故。其三，负责皇帝安全警卫工作和执掌卫戍兵权的是隆科多，而隆科多是雍正的舅舅，当日只有他能接近皇上。其四，深得皇上宠爱的皇十四子胤禛守边四年，不日即将返京，雍正不得不断然下手。因此许多人的推测是；十一月十三日晚，在严密控制畅春园的情况下，隆科多在食品中放入毒药，致使康熙毙命。当然，也有人认为康熙年老体弱，久病缠身，加上感冒引起其他并发症，因而导致死亡。康熙身边戒备森严，所谓投毒致死，实则经不住推敲。十四子胤禵在继承康熙帝业的人选上，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就是十四子胤禵。胤禵是深得康熙赏识的。康熙五十七年，他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总领西北各路大兵，征伐新疆策妄阿拉布坦和西藏的策零敦多卜。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职位，因为这关系着清朝的半壁江山。不唯如此，更重要的是胤禵是代父亲征，曾在太和殿行授大将军印的仪式。康熙的用意是很明显的，是为了提高胤禵的威信，使群臣心悦诚服，也为了让胤禵多些军事指挥经验，多些戎马生活的磨炼。康熙曾亲口说：“大将军王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其有带兵才能，故令掌生杀重任，尔等或军务，或巨细事务，均应谨遵大将军王指示。”可见，十四子胤禵实则是皇太子的理想人选。是即位，还是篡位既然，立皇十四子胤禵，既有康熙赏识，又是众望所归，那么，皇四子胤禛的突然即位，就出乎意料之外了。有人说，遗诏原文是：“传位十四阿哥胤祯（十四子胤禛在康熙末年叫胤祯）。”而隆科多擅自篡改了遗诏，将“十四”改为“于四”将“胤祯”改为“胤禛”，因而遗诏宣出来就成了“传位于四阿哥胤禛”了，使雍正得了天下。也有人说，雍正初年，雍正寻找借口杀掉了隆科多和年羹尧，是因为隆、年二人是雍正篡位的主要同谋，雍正是杀人灭口。当然也有人认为，雍正即位是合法的，是理所当然的，理由如下：（一）据《清世宗实录》载，遗诏于十一月十六日宣布。那天宣读的只是满文本，用满语宣读，在满文中，不可能出现“十”字和“于”字、“祯”字与“禛”字近似。因此，所谓篡改遗诏，纯属无稽之谈。（二）立太子本已是闹得满城风雨，康熙年事已高，如真有意让十四子胤禵即位，应让他建功即回，又何必让他长期滞边，达四年之久，至死未归呢？（三）《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临终之日，召集允祉、隆科多于榻前，说：“皇四子人品贵重，深省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四）胤禛的活动，也证明他正受着康熙的信任。十一月初九日，康熙命胤禛斋戒，代皇帝行南郊大祀。十三日，康熙将胤禛召至寝宫，改派镇国公吴尔占代行祭天。这一天，胤禛三次至康熙前问安。在斋戒期间，胤禛屡次被召，非同寻常。（五）朝鲜《李朝实录》载，康熙病剧，解其头项挂念珠与胤禛曰：此乃顺治帝临终时赠朕之物，今我赠尔，有意存焉，尔其知之。”这充分表明了康熙传位胤禛的意图了。由此可见，雍正合法即位，本来就是康熙的用意。但这些论点多取材于正统史料。俗话说：“历史总是胜利者写的。”当雍正以胜利者姿态登上宝座之后，我们就难保正史清白了。还有两种说法史学界还流行两种说法。其一，康熙本来准备在十四子胤禵和四子胤禛中选一人继位，但一时无法确定。在康熙十三日病情急转直下时，他自知时光无多，仓促之间，必得选其一，他选中了四子胤禛。其二，康熙本欲招十四子胤禵回京，不料病发突然，直到十三日无可挽回。康熙深知国不可一日无君，十四子由西宁赶回，最快得２０多天。而这２０多天，很可能酿成兄弟残杀、争夺皇位的惨剧。康熙绝不愿意让皇子互相残杀局面产生。再则，四子胤禛一向为人忠厚，远避权力之争，也深得康熙喜爱，于是，康熙也只好顺水推舟，就汤下面了。孰是孰非？３００多年过去了，雍正即位始终是一个谜。吴越战争与西施之谜春秋末年，越国出现了一位旷代绝世的美女，她就是位列古代四大美女之首的西施。她本姓施，叫夷光，因为住在宁萝山下的西村，所以，人们习惯地称她为西施。据说，她到宁萝山上去采樵，高飞的大雁也忘了拍动翅膀，她到若耶溪边去浣纱，戏水的游鱼也羞得潜入水底。她的惊人的美艳，造就了中国词汇中的一个最有表现力的成语：沉鱼落雁。她坐有坐的美，走有走的美，哭有哭的美，笑有笑的美。就连那不轻不重的气痛病发作的时候，捧着心，皱着眉，垂着髻，也有万种风情，惹得千人怜，万人爱……东村的施家女儿也学着她的模样，眉毛刚一皱起就吓得街坊们关门闭户。须知，她的美是天然脱俗，是学不来的，这又造就了中国语汇中另一个最具讽刺意义的成语：东施效颦。颦，就是皱眉头。吴越战争那时候，我国长江和钱塘江下游一带，峙立着两个势不两立的政权，一个在北，叫吴；一个在南，叫越，也就是西施的祖邦。公元前４９６年，吴王阖闾，发兵攻越，越王勾践派了一支奇怪的敢死队，排成三行，不慌不忙地走到吴军阵前。只见一个汉子从队列中走出来，大叫一声，拔刀自刎，接着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正当吴军将士看得目瞪口呆、灵魂出窍的时候，越军蜂拥而至，吴军大败，阖闾伤了脚趾，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当时的战斗，就是这般的惨烈！吴王夫差登位以后，每天上朝都着人在他耳边厉声高呼：“夫差！你忘了杀父之仇吗？”夫差毕恭毕敬地回答：“不敢！”两国的仇恨，就是这样的深刻！公元前４９４年，吴越再战于夫椒，越军大败，越王勾践同他的五千残部被围在会稽山上。要么投降，要么战死，越王勾践审时度势，选择了前者。要么仇杀，要么宽恕，吴王夫差好大喜功，选择了后者。于是，勾践和他的妻子，以及大夫范蠡，穿着奴婢的衣服乖乖地到吴国当了人质。勾践毕恭毕敬，尽着奴婢的职责，专职是养马。吴王出行的时候，勾践提着马鞭，吆喝开道，吴王病重的时候，勾践煎药尝粪，祈福问安，他终于骗得了忠谨的美名，两年后，夫差赦他回国。现在又轮到勾践发愤图强了。史书上说他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睡在参差不齐的薪柴上，每次就餐之前，先尝苦胆然后问：“勾践！你忘了会稽之耻吗？”——当然是没有。为了麻痹吴王的斗志，勾引吴王腐化堕落，他又采取了范蠡的建议，实施三十六计中最温馨而又是最恶毒的一计：美人计。３３公元前４８５年，西施被选进越国都城。据说：越中士民为了一睹芳颜，票价高达一个金币。经过三年的教习，才恭恭敬敬地送到吴国。吴王夫差一见，果然神魂俱醉、宠爱异常。先是扩建姑苏台，以备游乐，再是新建馆娃宫，以供居处。泛舟有锦帆，赏月在玩月池，避暑有消夏湾。据说，先把廊下凿空，填以大瓮，再辅木板，当裸足女郎们趿着木屐，曳着裙裳绕廊而过的时候，当然是别有风韵的。何况是天姿国色的西施。西施到底是怎样把吴国推向败亡的，历史上倒是没有记载。事实是：吴王大差越来越亲近阿谀奉迎的亲越派，越来越疏远直言敢谏的伍子胥，并且把他的鹰瞵虎觑转向遥远的北方。公元前４８９年，伐齐，两年后，伐鲁；再一年后，又两次伐齐，并且在公元前４８４年，杀掉了多谋善战的伍子胥。公元前４８２年，当吴王夫差在千里之外的黄池（今河南封丘一带）会盟诸侯，同晋国争当盟主的时候，强大起来的赵王勾践乘虚而入，一举攻下了吴国都城，杀掉了太子友。公元前４７５年，越王大举进攻吴国，围城两年。现在，轮到吴王夫差乞哀求和了。越王却说：“上天曾经把越国赐给吴王，吴国不肯接受，现在上天把吴国赐给越国，越国岂敢推辞？”吴王无奈，只好拔剑自裁，结束了持续了几十年的吴越战争。姑苏台大火三月。然而，西施哪里去了？那个传说中为着祖邦的存亡而忍辱负重的西施？那个传奇式的英雄？西施有无之谜关于西施的有无，历来就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派意见是：（一）西施是古代美女的通称，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屡见。早于勾践２００年的《管子》中就说：“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也。”她怎么又可能传奇式的出现在２００年之后的吴越战场上呢？（二）所有与西施有关的先秦典籍，都不曾提到“美人计”。连热衷于鼓吹忠义节烈，并且最善于钩奇猎隐的司马迁也没有提及“西施”一词，可见美人计故事，实是后人杜撰。（三）美人计故事最早出现于东汉时期的《越绝书》和《吴越春秋》，５００年后的袁康、赵晔，又怎么可能知道这段湮没了５００年之久的历史陈迹？（四）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国家的兴亡，有它深刻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方面的原因，绝不是一两个从属人物所能左右的，何况是被封建社会排除于政治舞台之外的女子。然而，一到国家败亡，就找出女子来当替罪羊，夏桀有妹喜，商纣有姐己，周幽有褒姒，不一而足。因此，吴越战争中的美人计，也不过是“女祸亡国论”的变种，是封建社会史学家和小说家的惯技，认真不得的。因此，西施实无其人，美人计也实无其事。另一派意见是：（一）《管子》一书，并非一时之作，也非一人之作，常有后人补人的文字，因此，用这来论证西施的迟早，有没有３５是不足为据的。而一到战国时期。诚朴如《墨子》，方正如《孟子》，旷达如《庄子》，都曾对西施的“美”交口称誉，西汉初年的贾谊《新书》、刘向《说苑》、刘安《淮南子》更是言之凿凿，西施确有其人，是不容置疑的。（二）施行“美人计”或者误中“美人计”，都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事儿。因此，西施之事，为吴、越两国史家所讳言。柄笔严谨的司马迁未能纳入《史记》，是不足为奇的。然而这富于传奇色彩的人或事，必然在吴越地区广为流传。此事首先由籍贯吴越的作家袁康、赵晔分别披露，正是理有必然。（三）浙江绍兴出土了两面汉代制作的吴越人物画像铜镜，画像内容、题款有吴王、伍子胥、越王、范蠡、越王和二女。画中吴王怒视伍子胥，伍子胥则慷慨拔剑作欲自刎之态，越王与范蠡窃窃私语，暗自得意，那宽袖长裙、亭亭玉立、风姿绰约的二女就当然是西施和另一同献的美女郑旦了。为西施教习歌舞的土城山遗址尚在，供西施居处游览的姑苏台、馆娃宫、西施洞、玩月池等遗址尚在。西施其人其事，是不必怀疑的。当然，吴国的灭亡，必有其自身的不可不亡的原因。西施的出现，只是加速吴王的腐败，在客观上为越王灭吴创造了某种条件而已。夸大西施在灭吴过程中的作用，或者完全否认这种作用，都不是科学的态度。唐代诗人罗隐在《西施》一绝中说得中肯：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西施失踪之谜围城两年，大火三月，西施却下落不明。一种说法是：吴越战争之后，西施被安置回乡，在风景秀丽的若耶溪畔，度过了晚年。初唐诗人宋之问在《浣沙篇》写道：一朝还旧都，靓妆寻若耶，鸟惊入松萝，鱼沉畏荷花。不过，这只是后代学子的一种善良的愿望，在历史上却是找不到根据的。第二种说法是：西施被沉水而死。和西施时代相距不远的《墨子》记载说：“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死，其勇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文中所举的比干、孟贲、吴起之死，均与史实相符，可见，西施被沉，也是真的。古本《吴越春秋》说：“吴亡，西施被杀。”《吴越春秋逸篇》也说：“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而终。”“鸱夷”，就是皮袋，伍子胥也是装在“鸱夷”里，投入了钱塘江的。民间传说：他的怨，他的怒，终于化成定时而发的潮水，形成千古奇观“钱塘潮”。想不到西施也落得个同样的结局。于是，小说家们又附出新情节，冯梦龙《东周列国志》和柏杨先生的《皇后之死》说：越王把西施掳归故国，越夫人醋劲大发，逼着越王，把西施沉水，还说：“这种亡国的妖孽，留着何用？”第三种说法却颇为浪漫：《越绝书》说：“吴亡后，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根据这条史料，明代的戏曲作家梁辰鱼编成了颇具影响的《浣纱记》。他说：“范蠡和西施早已定情。吴亡后，立下了汗马功劳的范蠡却认为越王雄猜阴狠，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于是激流勇退，在一个风清月白的夜晚，带着西施，驾着一叶扁舟，泛五湖而去。不数年，齐鲁一带有一位来历不明的富家，私资巨万，人称陶朱公，据说，就是这位亡去的范蠡。西施本是农家女子，只是因为天生丽质，做了越王政治斗争中的工具，事成之后，“兔死狗烹”，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看一看灭吴后的范蠡出逃、文种被杀，就知端的。唐代诗人李商隐说：“肠断吴王宫外水，浊泥犹得葬西施。”皮日休也说：“不知水葬今何处，溪月弯弯欲效颦。”都是深信此说的。可不悲哉！李师师和宋徽宗一代名妓李师师和北宋君主的风流韵事，传说很多，散见于南宋以来的多种笔记、小说，其中以无名氏的《李师师外传》和张端义的《贵耳集》，比较详细、真切。《外传》中的李师师据《李师师外传》记述：李师师，北宋汴京人，是一个洗染工的女儿。汴京的风俗：父母喜爱的儿女，就送到佛寺去挂个出家的名儿，叫做“舍身”，师师小时候也舍了身，当时佛门弟子习惯称“师”，所以父母就疼爱地叫她“师师”。师师４岁的时候，父母双亡，一个后来称做李姥姥的烟花女子收养了她。长大以后，她色艺双绝，在汴京各教坊中名列第一，宋徽宗赵佶是一个风流天子，他不理朝政，却热衷于琴棋书画，声色犬马，他听说李师师艳绝一时，就想见见她。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徽宗叫太监张迪送去许多裘衣、彩缎、珍珠、金银，假称是大商人赵乙，李师师让他等了好久好久，直到深夜才接见他，态度傲慢，露出不屑一顾的样子。徽宗问她年纪，她不答；再问，她把座位移得很远，取下瑶琴，独自弹起《平沙落雁》的曲子来。徽宗是精通音律的人，只见她轻抹慢拨，音韵淡远，不觉忘记了疲倦，才弹三遍，鸡就叫了，徽宗只好悻悻地离开。这是大观三年（１１０９年）八月十七的事。李姥姥说：“赵客人礼仪不薄，你怎能这样冷漠。”师师说：“一个金钱的奴仆罢了，我为什么要敷衍他？”不久，街头巷尾就传出了皇帝到过李家的新闻，李姥姥听了，吓得半死，流着泪对师师说：“要是真的，就要满门抄斩了！”师师说：“不要怕，他既然肯来看我，又怎会忍心杀我？逛妓院的事，皇上一定很忌讳，决不会公开的。”果然，赵佶不曾见怪，春节的时候，还送来一张蛇跗琴和白金。后来，他们就交往起来了。师师喜欢的，他都喜欢；师师需要的，他都备办，他们在一起一会儿弹琴，一会儿下棋，一会儿写字，一会儿作画，愉快极了。这年九月，赵佶还画了一幅题为“金勒马嘶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的画，送给了她。为了来往方便，赵佶以治安保卫为名，围了一条通道，直通李家，叫做“潜道”。从此，赵佶同师师来往，就不会再闹得沸沸扬扬了。有一次，宫内宴会，嫔妃云集，韦妃悄悄地问赵佶：“是个什么样的李家姑娘，陛下喜欢得那样！”赵佶说：“没什么，只要你们穿上一般的衣服，同师师杂在一起，就马上会显示出一种明显的差别，那一种幽姿逸韵，完全在容色之外。”后来，徽宗把皇位让给钦宗，自号道君教主，退居太乙宫，同师师的见面就少了。《贵耳集》的风流轶事《贵耳集》为南宋张端义所作，其中记载了一段涉及到著名词人周邦彦的故事。有一次，赵佶到李师师家，正碰巧周邦彦也在那里，周邦彦听说皇帝来了，赶忙躲到床下回避。赵佶并不知道，自己带来一只江南进献的新鲜橙子，李师师剥给他吃，他同师师说了一会儿悄悄话，就离开了。周邦彦吓了一身冷汗，从床下爬出，又觉好笑，后来，把这段所见所闻，填了一首词，叫做《少年游》：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吹笙。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意思是：刺骨的水，洁白的雪，纤细的手掰开新橙，房里暖暖的，烧着兽香，两人对坐吹笙，悄声地问：今晚哪里去住？城里已三更，马又滑，霜又浓，不如不走，路上简直没人行！后来，赵佶又到李师师处，问有什么新词？师师说：有，就唱了一曲《少年游》。赵佶听了，好生奇怪，这言语，这细节，分明是那日的情景。又问是谁写的，师师说是周邦彦，徽宗勃然大怒，拂袖而归，他找到丞相，说：“开封府有个叫周邦彦的监税官，税没交足，你们为什么不捉拿法办？”丞相一查周邦彦税早就交足了，但因为皇帝要办，就以职事废弛为名，糊里糊涂地判了罢黜官职，驱出京师，算了。隔了一两天，赵佶又到了李师师家，师师不在。坐至更初，才见师师回来，愁眉泪眼，憔悴不堪。问：“哪里去了？”答：“送周邦彦出京。”问：“有没有作词赠别？”答：“有《兰陵王》一首。”赵佶强压妒嫉的火，说：“唱一遍看。”师师也强敛愁容，佯装笑脸，咿呀地唱起来，那缠绵悱恻的情，那抑郁无告的怨，随着那婉转的歌喉，幽幽咽咽地泻出。赵佶那焚烧了许久的无名妒火，早已被词拂指尘似的柳枝儿，拂扫得烟消云散。他不禁惭愧了起来，回宫之后，下了一道诏书，把周邦彦召回，还提拔他当了“大晟乐正”的官。有无此等风流韵事对于这两则故事，人们提出了许多疑问。问题之一是：赵、周、李之间有没有这件风流韵事？提出质疑的人说：（一）周邦彦生于１０５６年，死于１１２１年，活了６５岁，赵佶同师师的交往开始于大观三年，即１１０９年，这时的周邦彦，至少已是５３岁了，周邦彦以５３岁的高龄，再到妓院去厮混，恐怕没这个道理。（二）北宋词人最早提到师师的是张先，他的《师师令》就是为师师而作。与张先相先后的词人晏几道、秦观也曾在词里咏叹过师师。张先去世于熙宁十年（１０７７年），那时师师至少也有十五六岁，到大观三年，就应该至少有四十七八岁，这同周邦彦的年龄大体相当，但生于１０８２年的徽宗赵佶，这时只有２７岁，不论他如何贪欢好色，也决不会肯同一个四十七八岁的母亲辈的老妇来往。（三）考证周邦彦的历史，没有当过开封府监税这一类的小官，考证宋朝的职官制度，也没有“大晟乐正”这个官职。但是，大多数研究者仍然相信，这段风流公案仍然存在。理由是：（一）这段故事流传得比较广泛，除了文人记述以外，有大臣公开上章批评皇上不该动辙“轻车小辇”溜出宫外胡闹，也委婉地旁证了这一事实的基本存在，况且，记载这段故事的张端义、周密等人都是有一定地位和深于掌故的人，年代离周邦彦不算太久，记述当有所根据。（二）天下同名的女子甚多，张子野所见的熙宁时代的师师，不是宣和师师，赵佶、周邦彦所交往的宣和时代的师师，不是熙宁师师，因此，以张先词来推断宣和师师的年龄，是错误的。（三）宋代词人大都常在妓院厮混，《宋史》说周邦彦“收隽少检，不为州里推重”，可见，其生活作风并不严谨，认为他到了五六十岁就不会去妓院，实属迂腐之见。第二个疑问是：李师师归宿如何？李师师的归宿，说法不一，大多缺少可靠的依据。（一）殉难说。《李师师外传》中写道：徽宗赵佶退居道宫之后，李师师自感失去了靠山，身家难保，当时金兵犯境，河北告急，师师就主动向开封府打了一个报告，愿意捐献积蓄，助河北军费，后来又求得徽宗同意，在慈云观当了女道士。金兵攻破汴京以后，统帅达懒指名要交出师师，汉奸张邦昌搜捕到她，送给金营，李师师说：“我本是个卑贱的妓女，但曾经蒙受皇上眷爱，现在宁可一死，决无他念，决不让你们把我当做礼品，换取进身之阶。”说着，拔下金簪，自刺其喉，不死，又把金簪折断，吞到肚里，才死去。后来，被拘押在五国城里的赵佶听说了师师的死情，也禁不住眼泪滔滔。（二）落难说。有人说，金兵攻下了汴京以后，烧杀抢劫，无所不为，师师落在金兵手中，后来辗转嫁给了一老兵为妻，羞辱地度过了大起大落的坎坷一生。（三）南渡说。不少的人都说，靖康之难以后，师师也辗转南渡，流落在江、浙、湖、湘一带。有人说在湖湘一带见到过她，已没有往日的风姿，有人说在江浙一带，士大夫还邀她听过歌；《宣和遗事》说，师师南渡以后，曾在杭州重操旧业，后来又流落到湖、湘一带，嫁给了商人，这是这两种说法的综合。骆宾王结局之谜骆宾王是“初唐四杰”中年辈最高、阅历最广、最富于才情和传奇色彩的不平凡的人物。他天资聪颖，７岁就能作诗。有一次他漫步池边，有人指着池里的群鹅要他赋诗，他随口吟道：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他的才华为他赢得了早到的声誉，人们称他为“神童”。但是，这位神童的生活道路却是异常坎坷的。他少年丧父，一生书剑飘零、沉沦下僚，最高的官位不过是侍御史，然而只几个月就被以“贪赃”的罪名投入了监狱。他在《在狱咏蝉》诗中自嗟自怨：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不久遇赦，又被降为临海县丞，但他高洁的志趣无法与琐屑的俗务调和，终于“怏怏失志，弃官而去”。在扬州，他遇到了徐敬业。使武则天动容的檄文这正是一个多事之秋。弘道元年（公元６８３年），高宗去世。武后有四个儿子，太子李弘传说被武后毒死；二子李贤被废，放逐到巴州，也被武后逼令自杀；三子李显以太子身份即位，是为中宗，然而不到两月，李显又被废弃，贬为庐陵王；改立第四子李旦，是为睿宗，大权却完全掌握在武后手里。她残酷地歼剿李唐宗室和元老旧臣，紧锣密鼓地准备着称帝。万马齐喑，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就是这个徐敬业。徐敬业是唐朝开国元勋徐勣（赐姓李）的孙子，袭封英国公。他来到扬州，联络了出使扬州的监察御史薛璋等人，自称匡复府上将，扬州大都督，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讨武武装起义，骆宾王出任艺文令，写下了气吞山河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文章开篇写道：“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武后读着，露出了鄙夷的神情。因为，宣丑揭秘，本是檄文的老套。文章接着写道：“入门见嫉，娥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正好道破了武后的心思，她会心地微笑了。随着文章的发展：“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子。”这真真假假的指摘，就像一道道无形的霹雳在武后心中震响，她动容了。待她读到：“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托！”她不禁变色了，忙问：“作者是谁？”左右回答说：“骆宾王。”她慨叹地说：“有这样的人才，却使他流落不遇，这是宰相的过错啊！”尽管骆宾王在檄文结尾气势磅礴地提出：“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然而，在武后派来的３０万大军凌厉的攻势面前，徐敬业的“义军”瞬息间土崩瓦解，骆宾王也就不知所终了。自杀被杀还是逃逸关于骆宾王兵败后的下落，一般有三种说法：一是被杀。《旧唐书·骆宾王传》说：“敬业败，伏诛。”《资治通鉴》也说，光宅元年十一月，“敬业大败……至海陵界，阻风，其将王那相斩敬业、敬猷及骆宾王首来降。”这一说法，曾为当时的人所认可。与骆宾王素有世家之谊的宋之问在《祭杜审言学士文》中写及王、杨、卢、骆时说：“王也才参卿于西陕，杨也终远宰于东吴，卢则其栖山而卧疾，骆则不能保族而全躯。”由此看来，骆宾王不只自己身死，而且累及家族了。二是投水自杀。唐人张鷟《朝野佥载》说：“骆宾王《帝京篇》曰：‘倏忽抟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后与徐敬业兴兵扬州，大败，投江水而死，此其谶也。”张鷟举进士于公元６７０年，是当时人，谶语虽系迷信，但记载的肯定是当时的传闻。三是逃逸，不知所终。这一说法虽是含糊，倒可能是真实的。因为骆宾王本非首犯，不在“传首”之列，杀与未杀，不在必然。《考异》引《唐纪》则不载骆宾王被杀，只说“余党赴水死”，这虽然与《朝野佥载》的“投江水而死”暗合，但“余党”之说，比较含混，“赴水”之后，死与未死也非必然。２０多年后，唐中宗降旨搜访骆宾王诗文，郗云卿为《骆宾王文集》作序时说：“文明中，与嗣业于广陵共谋起义，兵事既不捷，因致逃遁。”郗云卿是奉旨行事，成集后肯定要进呈御览。这个说法，必是经过认真调查，并含有官方认可的意味，所以《新唐书·骆宾王传》则说：“敬业败，宾王亡命，不知所之。”灵隐为僧一个秋天的夜晚，诗人宋之问贬官后放还，游灵隐寺，当夜月色极明，长廊漫步，诗兴大发，不过才吟两句，就接不上来了。搜索奇思，终不如意。有一老僧点长明灯，坐大禅床上，问道：“少年入夜久不寐，却吟讽甚苦，为什么？”之问回答：“弟子在学习写诗，看今夜月色甚好，想题咏上，可惜，思绪不畅。”老僧说：“你吟吟上联看。”宋之问念道：“鹫岭郁岩岧峣，龙宫隐寂寥。”老僧吟讽再三，就说：何不说“楼观沧海日，门听浙江潮？”之问一听，不禁愕然，因为这二句诗不仅景观遒丽，而且气象壮美，于是就接着写道：“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扪萝登塔远，刳木取泉遥。霜落花更发，冰轻叶未凋。待入天桥路，看余度石桥。”综观全诗，老僧所赠二句，实乃一篇之警策。第二天，宋之问再去拜访他，他却不在了。问寺僧，寺僧说：“他就是骆宾王。”再问，寺僧说：“当日敬业战败，与骆宾王俱逃。捕之不获，将帅恐逃失了主犯，上面怪罪，当时死者数万，就找了两个相像的人，斩首上献。后虽知不死，却也怕犯了欺君之罪，也不敢再行捕送了。”对于这段史实，深信者有之，怀疑者也有之。怀疑的人说：骆宾王同宋之间的父亲共过事，同宋之问也有交往。骆宾王的诗集还保存有３首赠宋之间的诗，怎么可能见面互不认识呢？就算是不认识也罢，宋之问生于６５０年被贬岭南，则已是５０高龄，不再是一个少年了。深信的人说：骆宾王失踪已是２０多年，又系月夜，一方有心隐瞒，不识倒是情理中的事。况且骆宾王之诗集中的《夕次旧吴》等诗，一片故国之思，当是兵败之后，故地重游的作品，如果已死，是不可解释的。后人的话８００年后，明朝朱国桢《涌幢小品》记载说：正德九年（１５１４年），有一个姓鲁的在江苏南通城东黄泥口挖凿靛池，发现了一座古墓，石碑上写着“骆宾王之墓”。唐代南通邵潜在《州乘资》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清乾隆十三年，寓居南通的福建学者刘名芳在考察南通山志时，发掘了这座古墓，找到了“唐骆”两个字的石碑和枯骨，把它改葬在风光秀丽的狼山脚下。雍正年间，有个叫李干涛的人，自称是李勣的第三十七代孙。他说：“扬州兵败后，眷属逃窜几尽，三十四世祖李纲同骆宾王一起匿居于邗之白水荡，后来，宾王客死崇川。”崇川，就是南通。这就侧面证明了“逃逸”之说，至于是为僧为民，则不可考据了。如今，狼山郁郁苍苍，宾王墓依山而建，墓前有一二楹的石坊。上联是：笔传青史，一檄千秋著。下联是：碑掘黄泥，五山片壤栖。纪念着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谁是杀害岳飞的元凶靖康之耻与岳飞抗金公元１１２６年１月，寒冷的北宋都城汴梁，弥漫着恐惧和惊惶。从去年１０月金兵南侵以来，燕山府丢了，中山府也丢了，而此刻，金兵的铁蹄已经到了黄河岸边。徽宗，这位擅长工笔画、独创瘦金书、对艺术颇有造诣的皇帝，骇得昏了过去。他匆匆传位给儿子赵桓，溜到商丘去了。赵桓即钦宗，他的年号为靖康。金兵屯兵黄河之北，宋朝守军放弃了这道天堑，望风而逃。兵部侍郎李纲与主张弃城而逃的君臣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史载：“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钦宗到底还是被李纲留在了都城，金兵兵临城下，久攻无功，反而受损，全国各路的勤王部队均已在增援途中，而钦宗竟然下令求和，割地赔钱。金人也是心虚，不等银两凑足，拿了诏书，就匆忙撤军。割地求和，换来的只是苟延残喘。时隔９月，金人又兵分两路，打到黄河边，这时，李纲被贬岭南，只剩下刘延庆一人苦苦支撑。谈谈打打，京城终告失守，刘延庆死于乱军。钦宗步行到金营求和，金人的要求是：黄金一千万锭，白银二千万锭，帛一千万匹。靖康二年（１１２７年）正月初十，钦宗第二次来到金营，他是来请求宽限缴纳金银的，但从此就永别了皇宫。随后，太上皇徽宗和太后也被押解到了金营。四月初一，金人撤军，也带走了徽、钦二帝、皇族妃嫔，还有掠夺来的无以计数的金银财宝。这奇耻大辱，史称“靖康之难”。然而各地军民的抗金斗争始终开展得如火如荼。岳飞，正是在这场抗金斗争中崛起的一员，由于他勇猛善战，不久便升任大将。岳飞在抗金中打了几次大仗，一是１１３０年收复建康之战，一是１１３４年收复襄汉六郡之战，但是最有名的还得算是他的北伐。岳飞１１４０年６月出兵北伐，闰六月便收复了淮宁府、颖昌府、郑州、洛阳等地。７月，金兵反扑，两军在郾城展开激战，岳家军勇往直前，以一当十，杨再兴率二百余骑杀敌二千余人后全部牺牲，这是一场恶仗，金兵损失了一万五千精锐骑兵。颖昌之战，金兵数倍于岳家军，由于战术运用得当，杀敌五千，生擒二千多。岳家军声威大震，金军中流传着“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悲叹。可是，就在收复中原的形势已经出现的时候，高宗赵构却连发１２道金牌，下令收兵，岳飞只能含恨挥泪退兵。秦桧是杀害岳飞的元凶吗１１４２年１月２７日，岳飞被毒死于“风波亭”，连同一起被害的还有他的儿子岳云和部将张宪。据说：南宋的另一位名将韩世忠，曾当面质问宰相秦桧：“岳飞父子有什么罪？”秦桧含含糊糊地回答：“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愤愤地说：“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一名叫隗顺的狱卒掩埋了他的遗体。岳飞死后，“议和”很快实现，宋朝向金朝上表割地称臣，金朝则派使臣册封康王赵构做宋国皇帝。直到孝宗即位，平反密狱，才将岳飞墓迁葬在风景秀丽的栖霞岭下。然而，谋害岳飞的元凶到底是谁？却成了不可确指的千古之谜。传统的说法是奸相秦桧。据考证，秦桧在京都失守后被金兵带到北方，很快成了完颜昌的亲信。１１３０年１０月，秦桧神秘地回到了宋朝（南宋）声称是杀死监守金兵，逃回来的，但据《大金国志》记载：秦桧当时任金人参议军事，随军转运使。秦桧还宋，也是金国贵族会议决定的，目的是要他促成“议和”，因此：（一）从权力的归属来看：身为南宋宰相的秦桧，实质上也是女真皇族派到南宋中央的一个代理人，这种双重身份，使他必然成为南宋王朝降金政策的主要炮制者兼推行者，也只有他，才具有“挟虏势以要君”的权力，玩弄赵构于股掌之上。（二）从降金政策的执行来看，抗战派及那些拥兵自重的将领，是降金政策执行的主要障碍。因此，削夺他们的兵权乃至危害他们的生命，是秦桧整个投降政策的一个必然部分。岳飞兵力最强，战功最大，反对投降最坚决，他当然就成了秦桧杀害的首选对象。（三）从历史记载上来看：《宋史·刑法志二》明确记载：“十一年，枢密使张俊使人诬张宪，谓收岳飞文字，谋为变。秦桧欲乘此诛飞，命万俟锻炼成之。飞赐死。诛其子云及宪于市。……名为诏狱，实非诏旨也。”这段话的意思是秦桧假传圣旨，矫诏杀害了岳飞等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记载，高宗赵构在绍兴二十五年下诏说：“比年以来，多是大臣便作‘已秦圣旨’，一面施行。自今后，三省将上取旨。”既然，在取诏前，大臣就可以声称“已秦圣旨”先行施行，那么，矫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赵构是杀害岳飞的元凶吗有人认为，高宗皇帝赵构，才是真正的凶手，只有他，才有权下令杀害岳飞。其理由如下：（一）秦桧不具备杀岳飞的权力。宋朝皇帝太祖曾立下密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１１３９年，有个八品小官胡铨上疏，要求“斩秦桧之头，挂诸街衢。”秦桧虽然恨得咬牙切齿，却也无可奈何，无权将他杀害。而对于正二品的大将岳飞，他怎敢擅自开此杀戒呢？（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秦桧及刑部主审岳飞一案，曾上书定岳飞、张宪死罪，而保全岳云。上书赵构后，赵构却改成“岳云特赐死”，岳云也没能幸免于难。可见，高宗还牢牢地掌握着最后裁定权。（三）秦桧死后，赵构对许多秦桧陷构的案件恢复了名誉，唯独对岳飞一案迟迟不肯平反。当朝许多大臣上书，请求为岳飞昭雪，而赵构依然置之不理。赵构还不只一次地告诫臣下，对金议和是出于他本人的决策，不许非议，岳飞当然就成了这一总国策的牺牲品！秦桧只是一只执行这一总国策的可恶的鹰犬！那么，赵构为什么要杀害岳飞呢？一般认为：一是目标的冲突。岳飞“精忠报国”，一生的奋斗目标就是恢复中原，迎回徽、钦二帝；而赵构的目标只是保全自己的皇位。倘使岳飞真的获胜，迎回二帝，他本人的皇位就岌发可危了。因此，在岳飞有可能获胜之前杀害岳飞，事在必然。二是防止岳飞权重于政。绍兴七年，岳飞曾奏请立储。封建社会有严格的伦理纲常制度，外臣是不能干预内事的。岳飞居然管起立储的大事是越职和越轨的行为。而且高宗无子，最忌讳的就是立储。高宗杀掉了岳飞，实际上是消除了一个权重于政的隐患。明代诗人文征明洞悉高宗赵构的心理，在岳庙题了一首著名的《满江红》：拂拭残碑，敕飞宇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原难赎。最无辜堪恨更堪怜，风波狱！岂不惜，中原蹙，岂不念，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彼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１１３９年，宋金议和成立，在承诺了一系列的屈辱条件后，金人归还了徽宗的棺木以及赵构的生母韦太后。至于还活着的钦宗，高宗根本没有提过归还的要求，钦宗只得以囚徒身份老死他乡了。从中，我们总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吧。如今，岳王庙前，正义凛凛；岳王坟头，芳草萋萋，千千万万的炎黄子孙，在这里顶礼膜拜，徘徊流连。遥想当年危亡战伐的情景，品味着忠奸正邪四字，禁不住怆然涕下。秦桧夫妇、万俟、张俊这四个铁铸的小丑，反剪着双手，长跪在岳王坟前，接受着永无休止的道德法庭的审判。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历史是有情，还是无情？只好根据不同的人，做出不同的结论了。李自成生死之谜李自成，陕西米脂人，是明末农民大起义中涌现出的一位杰出的领袖，号称闯王。１６４４年正月在长安建立大顺朝，年号永昌。３月，攻克北京，结束了明王朝２７６年的统治。由于驻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闯王不敌，退出北京，转战于河南、陕西、湖北，最后在湖湘一带不知所终。九宫山遇难说最开始报告李自成遇难的是清王朝负责追击闯王的靖远大将军阿济格。他在１６４５年阴历闰六月初四日给朝廷的报告说：“李军兵尽力穷，窜入九宫山中，随后在山中遍寻李自成不得。降兵、降将都说，李自成逃走时，仅携带随身亲信２０人，被村民围困，不能脱，自缢而死。我马上派认识李自成的人去验尸，尸体已经腐烂，不可辨认了……”南明王朝的驻湘将领兵部尚书何腾蛟也向南明王朝的唐王发出了李自成身亡的报告，不过这已是１６４６年的阴历二月了。他说：已斩李自成于九宫山，因为周二南死，丢失了首级。根据这两则报告，《明史》也做出了一条自成已死，而尸朽莫辨的模糊结论。这个结论，由于许多地方志、家谱的发现而有所加强。同治年间修编的《通山县志》和嘉庆年间修改的《湖北通志》都说：“程九百，通山人，顺治二年李自成败走通山，九百率众杀之。”《程氏宗谱》也有类似的记载。因为程九百本人占山为寨，鱼肉乡里，早已是官府通缉人物，所以未曾申报请功。这个杀死李自成的“众”到底是谁？《荒书》中有明确答案：“程九百之甥以铲杀自成。”这个“九百之甥”又是谁？《金氏宗谱》说：“金一柏追闯于牛迹岭下。”而金之婶母恰巧姓程。所此，杀死李自成的真正凶手，则是九宫山下程九百部下之金一柏了。解放后，李自成文物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在通山县高湖公社水源付一队的深山古井里发现民团头目程九百（华楚）的墓葬和碑。可见此人物并非虚构；另在九宫山一带发现的马镫，形特殊，并列有永昌年号，也不是一般将士所用之物。有了这人证、物证，李自成九宫山之死，就显得更是意切了。九宫山遇难质疑然而却有人提出了怀疑。（一）闯王之死，对清王朝和南明王朝都是重大事件，然而报告却浮夸不实。阿济格的报告说“尸朽莫辨”，实际上只是报告了一段传闻。连他自己也说“或存或亡，俟就彼再行察访。”何腾蛟更是马后一炮，谎报战功，把周二南之死同闯王首级失踪连在一起，表明他自己也没看过首级。这二人的报告，连当时的朝廷都不相信。由此衍生出来的种种传闻就更是不值一提了。可以说传闻则有，实际却无。（二）闯王退居湖湘时，还有四五十万左右的兵力，退居武昌时，还能从容不迫地改江夏县为瑞符县，铸造“永昌通宝”的钱币，他的嫡系战将李过驻军九宫山一带，也有数万之众，何至于须李自成亲自带２０人寻找食物？（三）《程氏家谱》中程九百所杀之人名叫李延。虽说李自成又叫李炎，但闻名于世的仍是“自成”或“闯王”。程氏将此一事入《谱》，实是为了领功。舍弃声名显赫的李自成、李闯王不用，却用生僻的李炎，甚而至于讹写成李延，实在是没有这个道理，可见程九百所杀，并非自成。（四）如果李自成真是被杀，那么，他的近在咫尺的几十万大军，决不会让九宫山安逸。汽事上，九宫山是平静的、他的九十万大军，也是平静的、他的妻子高氏也是平静的，这就反证了自成之死并不成立。也有人据此进而猜想，自成之死，是李自成、高氏同他的亲密战友们合谋，放出的一个烟幕弹，目的之一是解除南明王朝的灭国的敌意，以使联合抗清；二是为李自成平静地退出政治舞台，或者说为时机一旦成熟，重返政治舞台，做好技术上的掩护。隐居夹山寺说据说，有一个湖广举人，叫张琼伯，在清朝初年，被派会云南同知，他在赴任途中，泊船湘西，信步游访了一座古庙，与庙内方丈一见如故，谈及国事，非常投机。几年以后，张升任江西抚州知府，返任途中又泊船湘西，准备再次会晤那位知己，哪知他已经去世了。感叹之余，只能在遗像面前默哀致意。那老僧的徒弟指着遗像说：大人可知这位昔日的方丈是谁？他就是威震天下的李闯王。当年在九宫山替死的，是他的部将孙某。从此，李自成出家为僧、隐居石门的说法就悄悄地流传开来。乾隆初年曾有官员到石门夹山寺调查：一位年约７０的老和尚操着陕西口音对他说：“奉天玉大和尚是顺治初年来寺的。并且拿出一卷画像，一看，很像史书上所记载的李自成的模样。他认为，李自成曾在１６４３年自称“奉天倡义大元帅”，不久又自称“新顺王”，所谓“奉天玉”，就是“奉天”和“王”的合称；也就是李自成的一个别有寓意的他名。清末民初，国学大师章太炎曾到石门，寻访李自成遗迹，得梅花诗５首；近年来，又发现了《梅花百韵》的残板，记有梅花诗９首。其中《马上梅》有“金鞍玉镫马如龙”之句，《东阁梅》有“徐听三公话政猷”之句。１９５２年在夹山出土的奉天玉断碑上有“子门徒已数千指中兴”，“况值戎马星落雨旧天”的句子，这些，定然不像和尚的口气，倒像是位戎马出身的帝王。何况，夹山寺偏远荒僻，哪里有数千门徒僧众呢？１９８１年，在石门夹山寺附近发现了奉天玉大和尚墓，内中有一瓷坛，有人测量了坛内的遗骨，与历史记载的李自成身材相近。陪葬之物，与李自成家乡米脂县的葬俗相同，不久，又挖出了一个地下宫殿，出土文物有许多皇帝所用的物品。据《羊城晚报》报导：不久前在湖南石门公开的李自成学术研讨会上，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刘重日教授介绍了《中国史稿》编写中的一段罕为人知的经历。当时，刘教授负责编写明史部分，郭沫若特别叮咛说李自成的死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要靠将来研究发展再做结论。刘教授强调说，当时的时代背景，不容许把一个农民起义的英雄写成一个和尚。只好写他被当地地主武装打死。刘教授还指出，郭老从来没有否认李自成禅隐石门夹山寺一说。根据事实和多方面的考证，与会专家基本上认定了“李自成禅隐夹山寺”这一结论。隐居夹山寺质疑不同意削发为僧隐居夹山寺的人们说：（一）奉天玉大和尚墓、梅花诗及骨灰坛等实物的出土，只能证明确有一奉天玉大和尚在，并不能断定奉天玉即李自成。（二）李自成在攻打开封时，被守将总兵陈永福发来一箭，射伤左眼，所以官方称之为“瞎贼”，可是所见之画像左目未瞎，可见该僧与自成无关。（三）据考证：奉天玉和尚是从四川云游到此，看到夹山的这所唐代古庙，除了宋朝的一口洪钟外，荡然无存。于是大发善心，沿门托钵，并得到当地官绅的支持，终于使夹山寺初具规模。如果是李自成，在那样一个生死不明、追索甚急的年代，怎敢带着眼疾抛头露面，沿门托钵，交结官绅，大兴土木？（四）关于“奉天玉”为“奉天王”的推测，李自成实已称帝，不会再在隐寓的名字里退居为“王”；《梅花诗》也只是依题作诗，不必拘谨，穷酸书生也惯常“指点江山”，绝不能反过来，说“指点江山”的都是王者。因此，李自成隐居夹山寺之说，也不能成为定论。对诸葛亮智者形象的挑战诸葛亮，是封建社会里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虽然不是罗贯中小说里的那种“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超人，但他高超的人品、杰出的才能、光辉的业绩与献身的精神，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光照熠熠的形象。在民间传说里，他更是一个全能的智者，是智慧的胜利和化身。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诸葛亮也是一样。近年以来，不少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诸葛亮执政时期的诸多失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对诸葛亮的智者形象提出了严重的挑战。短于奇谋，因守过时战略公元２０７年，刘备谦辞厚礼，三顾茅庐，敦请隐居隆中的诸葛亮出山，诸葛亮一鸣惊人，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隆中对》历来被誉为千古奇策。短短３００字，对政治、军事、内政、外交以及当时形势和发展远景，都做了透辟的分析，在群雄混战之中，提出了蜀汉开国与三国鼎立的长远战略，真是高人一头。正是这一战略的前期方案的实施，刘备才得以顺利地摆脱困境，开创了蜀汉江山。然而，这一战略的后期方案，即逐鹿中原的方案却是错误的。他说：“天下有变，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由于这个分进合击的钳形攻势颠倒了主力和偏师的辩证关系，结果棋差一着，前功尽弃。西蜀的三大灾难：关羽大荆州、刘备败夷陵和马谡失街亭，一脉相承，都可以在对策的后一部分找到原因。这一轻重倒置的根本原因，又在于诸葛亮未能洞悉秦川、宛洛的形势和地位都已发生根本变化，走了刘邦当年“暗渡陈仓”的老路。实际情况是：汉献帝东迁后，秦川已失去了号召全国的政治优势：而“丘墟遍野，十室九空”，凋敝的经济，又不足以支持刘备逐鹿中原；何况，崇山峻岭，宜守难攻，兵轻则易被袭取，兵重则劳而无功。刘备根据这一战略，带重兵在秦川一线，惨淡经营，虽然也取得了败斩夏侯渊、退曹操的赫赫战果，但仍是稽延时日，一筹莫展。相反的，荆州“沃野千里，士民殷富”，上逼宛洛，下控江吴。是一块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地，但由于腹地浅窄，两面受敌，后援难继，处境孤悬。进，则可震撼中原；退，则将陷入绝境。公元２１９年７、８月间，关羽在襄阳前线斩庞德，擒于禁，水淹七军，威震华夏，曹操吓得准备“迁都以避其锋”，形势大好。但是，刘封、孟达近在上庸，未曾协力，张飞、赵云屯兵阆中、江州，未来增援；关羽倾巢北上，后路空虚，待吕蒙、陆逊“白衣渡江”，关羽就成了瓮中之鳖了。这一战略上的本末倒置，失去的不只是关羽和荆州，失去的是蜀汉政权唯一可以问鼎中原的战机。尔后的六出祁山，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虚应故事了。王夫之在评价《隆中对》时正确提出，“蜀汉之保有宗社数十年者在些，而卒不能与曹氏争中原者亦在此。”专断拒谏，缺乏民主作风诸葛亮曾教导部下“集众思，广忠益”，后来形成了，“集思广益”的成语。但他本人在重大战略问题上，往往是墨守成规，专断拒谏的。街亭之战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首出祁山之前，被刘备简拔于行伍之中的魏延，曾提出过很好的建议，他说：“夏侯懋年少，怯而无谋，请让我带兵五千，从褒中出，沿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出十日，可达长安，夏侯懋闻说我军到，必会弃城而逃，当地军粮尚足，等他们再派兵来，得二十日，那时你带着大军，也可以由斜谷到达，一举而咸阳之西可定。”——这一建议，对敌情、路线、后勤乃至于战役演变都做了切合实际的分析，实属上策。可惜的是，诸葛亮以“轻躁冒进”为由，予以拒绝。自己却谨守着“安从坦道，万全无虞”的教条，自汉中向西，绕道平阳关、武都、天水，而出祁山，让十万大军在崇山峻岭中，笨重而迟缓地“武装大游行”。有选派将领问题。大家都推举魏廷、吴壹等人担任先锋，诸葛亮再一次地违弃忠言，选派了马谡。而马谡，正是刘备临终之时反复叮咛“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这就又一次地违弃了忠言。专断拒谏，墨守陈规，导致了街亭失守、一出祁山的失败。可惜的是，街得失败后，诸葛亮只检讨了“用人不当”的错误，而末能检讨专断拒谏乃至于战略战术上的错误，结果在二出祁山、三出祁山的时候，仍然是老一套，打阵地战，打攻坚战，屯兵于坚城之下，暴师于山野之中，慢性消耗，不战自败。所以，陈寿在奉命考定诸葛亮“故事”后评价说：“他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一干，优于将略。”是很切中实情的。后继无人，用人拘泥偏颇诸葛亮和刘备都是英雄，但在使用人才上，刘备却远远高出诸葛亮。刘备在时，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赵云、马超为爪牙，许靖、糜竺、简雍为宾友，其他李严、吴壹、魏延，人才辈出，大都可以独当一面，发挥自己的专长，而在诸葛亮时期，就众星寥落、孤月独明了。归结起来，大体有以下三个问题：（一）不善于选贤任能。偏爱谨小慎微之辈，而对确有特长的雄才隽士，往往求全责备，个能宽容。如李严，与诸葛亮同受刘备托孤，同为两大辅政大臣，才能与资历可与诸葛亮相匹，相偶有过失，即贬为平民，流放终生；如廖光，自诩为诸葛亮第二，长沙一失，便置之“闲散”，最后放逐汶山：对刘封，说他“刚猛难制”，劝刘备借上庸之败而除之。事实上，这些人才，只要使用得当，都是可以建功于后世的。（二）用人不善于扬长避短，发挥部下特长。如马谡，曾提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著名策略，是一个谋略人才，不该用为战将；如魏延，为刘备亲拔，曾委以独当一面的重任，并累建战功，而诸葛亮却常排斥于门墙之外。（三）不重视人才的培养。刘备在时，诸葛亮主要是坐阵成都。方法施废，整理戎旅，正是他的特长，刘备死后，诸葛亮事必躬亲，出将入相，独力支撑，辛辛苦苦，压抑了人才的成长。萧何荐韩信，管仲举王子城父，都是用他们的长处来补救自己的短处，诸葛亮有萧何、管仲国之才，却没有萧何、管仲用人之智，终于劳碌奔波，未能成就大业。已至于他所培养的主要接班人，缺乏实际工作的全面培养和锻炼，所以他一旦撒手西归，就后继无人，蜀汉就从此一蹶不振了。以上意见，只是就“神化”了的诸葛亮的智者形象提出一些看法，没有全面否诸葛亮的意思。相反的，诸葛亮卓越的政治才干，光明磊落的政治品质，以及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尽职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钦佩和学习。一代女皇的千秋功过从古城西安往西北方向行８０公里，即到乾县梁山，唐乾陵就在这座山上。乾陵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墓道沿梁山逐级下降，两旁有真人大小的石雕群像。唐高宗墓碑与武则天墓碑并排而立，高６米。唐高宗墓碑由武则天撰文，洋洋洒洒八千余字，歌颂高宗文治武功，称“述圣碑”，而武则天墓碑则不著一字，冷漠而又伟岸，称“无字碑”。乾陵由武则天亲自过问修建，她给自己立一块“无字碑”，用意究竟何在呢？一千多年来，文人墨客到此，无不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她的一生武则天６２３年生于利州（今四川广元），１４岁入宫。也许是缘份吧，在她孤寂与世隔绝的宫廷生活中，偶然相识了皇太子李治，也就是以后的高宗皇帝，并且和他有了一段至今不为人知的暖昧关系。２６岁时，唐太宗去世，按照规矩，她到感业寺中当了尼姑。高宗怀恋旧情，将她接了出来，从此，她便卷入了漫长的宫廷政治斗争。这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高宗有正妻王皇后，也有宠爱的萧淑妃，武则天为了战胜这两个对手，使出了浑身解数。她利用王、萧之间的矛盾，先对王皇后恭顺有加，很顺利地被册封为“昭仪”，排挤了萧淑妃，接着便把主攻目标转向了王皇后。武则天生了个女儿，皇后前来探望，皇后一走，她便亲手扼死了女儿。待皇帝来看婴儿的时候，她装着大惊小怪的样子，悲痛万分。皇帝追查有谁来过，自然怀疑是王皇后所为。公元６５５年，高宗废掉了王皇后和萧淑妃。不久，武则天派人把皇后和萧妃手脚砍掉，丢在酒里浸泡，让她们痛苦而死。尽管她曾是先皇的才人，尽管大臣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联名反对，她仍然以她的才干、机敏和阴毒，登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后之位，她绝不宽恕自己的对手。褚遂良被贬爱州（今越南清化），老死于此；长孙无忌被诬企图谋反，先贬黜州，继而又赐死。高宗多病，不大管事。６６０年开始，武后就帮着批阅奏章，６７４年，正式参预政事。６８３年高宗去世，中宗李显即位，６８４年，武后废李显为庐陵王，立李旦为睿宗。６９０年９月，她宣布改唐为周，自称圣神皇帝。自此，她达到了权力的巅峰，她正式在位１３年，主持朝政则达４０年之久。武则天是极富心计而又有几分霸气的女人，她在总结她一生功过的墓碑上为什么不着一字呢？或者是她傲气十足，认为她统治的几十年里，功德大得无法用文字来表达？或者于垂暮之年，深感自己罪孽太深，无法下笔，也无颜为自己树碑立传？或者她聪明绝顶，深知她的一生功过相杂，会引起后人议论，干脆留下一无字墓碑，功过由人评说？章怀太子与永泰公主从乾陵再往东南行３公里，就可看见几座陪葬墓，其中两座便是章怀太子李贤和永泰公主主李仙蕙的。李贤是武则天的第二个儿子，在他哥哥李弘死后，被武则天立为太子，称章怀太子。武则天有个宠臣称明崇俨，经常在武则天面前说：“太子不能承担国家大任。”而且就在这一段时间内，宫闱之中义有小道消息传得沸沸扬扬，说太子贤不是武后的儿子。而是武后之姊韩国夫人所生。武则天疑心甚重，而且做事不择手段，因此李贤心里也惴惴不安，他还写过一首寓意深微的《黄台瓜辞》：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尤尚可，四稿抱蔓归。他是在暗示武后，不要把自己的儿子都杀光。因为他哥哥李弘传说是武则天毒死的。时隔不久，明崇俨被暗杀，武则天就怀疑是李贤派人干的，就借机把李贤废为庶人，流放巴州。６８１年，武则天又派丘神勣去巴州将李贤杀害。可是，大史学家郭沫若却反对武后杀子，还赋诗说：“乾陵陪葬思殊渥，母爱深浅莫漫猜。”他认为李贤死后陪葬乾陵是莫大恩典，而不可能是武则天下令杀害李贤，他还认为，武则天派丘神勣去巴州，实则是请李贤回京，而李贤之死，则是死于中书令裴炎的篡位阴谋。李贤到底被谁杀死？如果是武则天，她为什么杀害李贤？至今没有准确的答案。这也许是武则天立“无字碑”的一个原因吧。永泰公主李仙蕙是武则天的孙女。她虽出身皇族，但红颜薄命，命运多蹇，１７岁就死于非命。据正史《唐书》记载，大足年间，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得宠于武则天。他们独断专行，横行霸道。对此永泰公主的哥哥懿德太子李重润愤愤不平，他常与永泰公主和妹夫武延基议论：“张易之兄弟凭什么在宫中横行？”因而触犯了武则天，九月壬申逼令儿子李显将李重润、武延基、永泰公主杀害。可是，１９６０年，《永泰公主墓志铭》出土，却推翻了这铁定的历史事实。“……自蛟丧雄锷，鸾愁孤影，槐火未移，柏舟空泛。诛胎毁月，……”意思是说永泰公主丈夫武延基被杀后，她孤苦伶仃地活着，怀有身孕，最后患病而死。事实证明，李显从来都不想伤害他的母亲，这可不可能是一篇“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的文过饰非的虚词呢？千秋功过武则天在位１３年，以参政算起，前后近５０年。她作为一代女帝，其功过是非，自然是人们议论的焦点，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一）她自立为帝后，是勇担重任，还是利欲熏心？武则天废唐改周，自尊女帝，有些人认为是因为她的魄力与才能。当时的情况是：高宗无能，中宗昏庸，睿宗病弱，武则天以她杰出的才能，掌管着兵马大权，治国安邦，没有她，唐王朝是难以为继的。武则天称帝，是顺应历史潮流，武则天一直心向唐室。武则天侄子武三思、武承嗣多次想当太子，都被她严词拒绝，她始终坚持立唐李宗室为太子，因而也就谈不上野心。也有人认为，武则天称帝，只是她个人野心与权欲的暴露。实际上，她从来没有交实权给她的儿子，怎知他们昏庸、无能？她从进入朝廷起，就使用极残忍的手段开展夺权斗争，怎说她没有政治野心？她杀皇后，杀淑妃，杀儿子，杀女儿，杀孙儿、孙女，杀宫室，杀旧臣，杀得天昏地暗、万马齐喑。李唐的宗室后代几乎被斩尽杀绝，然后，她踏上他们尸骨垒起的宝座，怎说她是心向唐室？事实上，武氏集团只是她权力天平上的一颗砝码，她既不为“武”，也不为“李”，她是个极端个人主义者，她为的只是自己。宫闱斗争，乃至于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历朝都有，只不过武后以她特有的机敏和阴毒，开展得更为残忍罢了，这种斗争，并不包括改革与反改革的内容，因而也没丝毫的进步意义。（二）用人的优劣。有人认为：武则天的确在“唯才是举”上做过贡献。她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如“自举”“武举”“试官”，等举措，使揽才之门大开，只要有真才能，能实干，即可委以重任，如姚元崇、狄仁杰、裴行俭、徐有功、李昭德等。正是有这一批文臣武将，唐王朝才得以继承和发展。有人也认为，武则天任人唯亲，如武氏一族，并无真有才干之人，皆因血缘关系被封爵升官。而且，武则天为铲除异已，任用了许多酷吏，如来俊臣、万国政、索元礼、周兴，并屡获升迁。相反的，先朝名臣名将，偶有猜忌，即驱杀殆尽，这不是什么“任人唯贤”，而是“任人唯亲，为我所用，顺之则存，逆之则亡”的路线。即如姚文崇、狄仁杰等人之所以能够保全，也只是因为在主要方面能顺其所欲、为其所用罢了。社会是否发展？有人认为，武则天奖励农桑，兴修水利，减轻徭役，使经济不断发展。武则天执政前的贞观末年，全国人口只有３８０万户，而她死时，已达到６１５万户，没有安定的环境和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有人则认为，尽管武则天颂布过重视农业的诏令，而实际上没有付诸实施。高宗在世时，一方面是贞观之治的良好的发展势头，另一方面是她的行为还受着宫室元老、社会舆论的制约，社会经济尚能向前发展；而一旦即位之后，她把大量的精力用于诛杀异己及迷信活动，浪费奢侈，实则是激化了社会矛盾，延缓了经济发展，在她当政时期，曾失掉了“安西四镇”，危害了国家统一。唐初经济发展呈马鞍形，前有“贞观之治”，后有“开元盛世”，武则天执政时期，正处于最低点，哪里说得上社会发展？孰是孰非，还没有统一的结论。也许，正因为如此，她才下定决心，立下那块不著一词而又耐人寻味的“无字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