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勤的园丁中国现代教育的先行者张伯苓的故事“知道有中国的，便知道有个南开。……天下谁人不知，南开有个张校长。”这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老舍和曹禹，在４０年代，于美国合写的一首诗中的几句。老舍曾在南开学校当教师，曹禺曾在南开当学生，他们在诗中所说的张校长叫张伯苓。张伯苓是南开教育的奠基人，他５０年呕心沥血，先后创办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小学，为我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张伯苓出生在１８７６年。那时正是清朝末年，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帝国主义列强不断侵略我国。年轻的张伯苓以优异成绩考入水师学堂，准备毕业后参加海军。他想亲手驾驶战舰，筑起海上长城，抵御列强侵略。谁知张伯苓还没毕业，就听说在中日甲午海战中，中国的海军惨败，险些全军覆没。张伯苓好容易盼到上了军舰，他看到舰艇破旧不堪，装备很差，再看看清朝的海军士兵，一个个面黄肌瘦，蓬头垢面，有的甚至是手拿大刀、怀揣烟枪的大烟鬼，精神萎靡，连走路都是慢吞吞地拖着脚，怎么能打胜仗呢？张伯苓站在甲板上，眼望苍茫大海，耳听海浪拍岸，心潮澎湃，他认识到，海军救不了中国！他苦苦思索新的救国之路，他说：“在现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须有强健的国民。欲培养健全的国民，必须创办新式学校，造就一代新人，我乃决定献身教育救国事业。”张伯苓愤然脱离海军，回到故乡天津，从事教育。１９０７年，南开中学堂办起来了，张伯苓任校长，施展了他的办学才华。他提出：要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和“服务社会之能力”。学校里开了一门“修身”课，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张伯苓亲自来上这门课。每到星期三课后，全体学生走进礼堂坐好，张校长就开始讲课。他口才极好，讲话生动吸引人，学生特别爱听他讲。他为了说明一些深刻的道理，还常常组织小表演。有一次，他组织表演“拉绳子”。他拿出几根绳子，叫一位小同学上台，用手拉住这些绳子的一端，又叫几位大同学上台，每人用手拉住绳子的另一端。第一次他让大同学向不同的方向拉，那小同学站在那里稳如泰山；第二次他让大同学合拢起来，向同一方向拉那几根绳子，小同学就站不住了。同学们兴致勃勃地看完表演，张校长才说：“你们懂了吧？分则易折，合则难摧。”团结的重要性就这样深入浅出地讲清楚了。张校长常讲国内外大事、校内外大事，讲做人的道理。他讲得最多的还是“爱国”这个题目。每逢新生入学，他要讲自己在海军中看到和听到的，激发学生为振兴祖国而发奋。每逢国耻纪念日，他要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激励学生保卫祖国的雄心。张校长十分重视培养学生好习惯、好作风。南开不允许学生衣服不整洁，更不允许穿奇装异服。南开的学生要穿校服，草绿色的制服配上银白色的扣子，戴上有六角形铜帽徽的帽子，一个个显得格外精神。一次，美国的一位大学校长来参观，见学生这样精神，问张校长是怎么培养的。张校长笑而不答，带美国客人来到校门口。校门里面的墙上，竖着一面穿衣镜，上面还写着４０个大字：“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他要求学生每天走进校门，要先面对镜子整饰仪容，久而久之，这镜子和镜子上的字就成了无声的命令，督促学生做到仪容大方，服装整洁。美国客人看了十分钦佩张校长的教育方法，给镜子拍了照片，又把上面的字翻译成英文，向美国的学校做了介绍。张校长对学生的学习更重视，他要求学生努力学习，掌握扎实的基础知识。他请来了很多有名的教师，像前面提到的著名的文学家老舍老生，就是他请来教国文的教师。他还从国外买来最先进的设备，建造物理、化学实验室，用各种科学实验，展现大自然的神奇，促使学生学习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张校长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但同时反对死读书。为活跃学习气氛，扩展学生的知识面，他把很多社会上有名的人请到学校来，召开演讲会，让学生听到各种名人的演说；他又带学生到社会上去，参观银行、商店等，并要求学生写出调查报告；他还经常带领学生去旅行，纵览祖国大好河山。学校里还成立了很多社团，吸收学生参加课外活动，他亲自组织话剧团，和学生们一起编剧本、演话剧。前面提到的曹禺，在南开上学时，就是话剧团的演员，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戏剧家。张校长还注意学生的身体，他说：“强我种族，体育为先。”为了提高全体学生的身体素质，张校长在学校开设体育课。练体操没有体育器械，他就亲自画图，请木匠做出哑铃、木棒；练跳高没有跳高架，他就用椅子架一个鸡毛掸子，竿子要升高时，就垫上书本；练跳鞍马，没有真正的鞍马，他就让学生弯下腰，双手扶膝当鞍马，其他学生练习跳。为了吸引学生参加体育活动，他常组织体育比赛。一次，学校教师队和学生队赛足球，张校长亲自上场，在教师队里当守门员，学生一看校长守门，十分兴奋，都来助阵，看球赛的人特别多。学生足球队的队员也踢得特别带劲，连连发起进攻。只见张校长一会儿鱼跃龙门，一会儿海中托月，左推右挡，一次次接起险球。突然，一个学生接到同伴踢来的球，抡脚猛射，张校长用腿去挡，但迟了一步，球破门而入，教师队先丢了一分，学生们欢呼起来。就这样，南开的体育活动开展起来了，学生个个体魄健壮。南开的各种体育队，常常到天津、北京各地，参加体育比赛，每次比赛，张校长亲自带队。南开的运动员遵守纪律，南开的啦啦队热情、活跃又文明。南开中学堂，在张伯苓校长领导下，办成了一所中外驰名的中学，吸引了很多青年学生。张伯苓办好了南开中学堂，他并不满足，决心办一所南开大学。为办好大学，他亲自到美国去考察。那年他已是４１岁的中年人，却到美国一所大学去当学生，学习教育学、心理学。课余时间，他去拜访美国教育家，参观各大学。晚上还联系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者，共同研讨发展中国的教育。一年半之后，他回到祖国，对办好大学已经胸有成竹了。在旧中国要想办教育是非常难的，反动政府不肯出钱。张伯苓就四处募捐，那些有钱人自己花天酒地，让他们拿出一点钱办学校，可就难了，张伯苓为此遭受了不少白眼。但他不灰心，他说：“我虽然有时向人家求助捐款，被其挡驾，有辱脸面，但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做，并不觉难堪。”经过他的努力，终于筹足了办大学用的经费。１９１９年９月，经过严格考试，９６名新生入学了，南开大学宣告诞生。这９６名新生中，就有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要办好大学，必须要请好教师。张伯苓四处奔走，请来各方面的学者。他对教师十分关心，尊重他们，安排好他们的生活，他常常征求教师们的意见，改进学校工作。张伯苓为办好学校，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他为学校募捐，收到的钱很多，但他总是分毫不差地交给学校。他在学校只领中学校长的工资，外出为学校办事，也总想着给学校省钱，住一些便宜的旅馆。这样的旅馆条件差，卫生也不好，臭虫多，他就自己带一盒灭臭虫的药。张伯苓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师生的尊重，学校越办越好。学校规模进一步扩大。１９２３年南开女子中学成立。１９２８年，南开小学成立。南开学校形成了大、中、小学的系列。为办南开学校，张伯苓付出了２０年的心血。正当张伯苓把南开学校办得十分兴旺时，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对我国发动侵略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东北，张伯苓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十分痛恨，他编出《东北地理》一书，作为南开中学的学习教材。“九·一八”事变一周年时，他在学校组织纪念会，让全校师生吃高粱米饭，表示不忘东北。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逐渐向华北伸过来。全国人民无比气愤。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华北运动会在天津召开，开幕式上，张伯苓作为总裁判长坐在主席台上，南开大学的２８０名学生坐在主席台对面的看台上，学生们用紫白两色的布旗组成大字：“毋忘国耻”、“收复失地”，并唱起了悲壮的爱国歌曲，歌词中有：“众英儿，精神焕发，时时不忘山河碎……”南开学生的歌声，唤起全场观众的爱国精神，观众向他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当时在主席台上的日本领事，十分恼火，提出抗议。而张伯苓置之不理，事后还鼓励学生说：“下次还这样干！”日本侵略者对南开学校十分仇恨，经常派人去学校捣乱。“七七”事变时，日本侵略军进攻天津，用炮火猛轰南开大学图书馆等处，几百名日军又用汽油把学校烧成灰烬。张伯苓当时正在南京，听到学校被烧的消息，异常愤怒。想到自己用几十年心血办起的学校，化为了灰烬，万分悲痛。但他没有屈服，他说：“……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的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抗日战争期间，南开大学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在云南昆明办学。张伯苓在重庆又办起了重庆南开中学。他在重庆的沙坪坝８００亩荒地上，修建了教学楼、图书馆、学生宿舍、教职工住宅等，校园里种上了腊梅、栀子花和青翠的柏树，简直成为一座大花园了。看到这情景，有人说：“张校长是一位魔术师。”张伯苓听了微微一笑，说：“不是魔术师，我是一个不倒翁，日本人把我打倒了，我随手又起来了。”１９４０年，日本飞机对重庆狂轰滥炸，南开中学遭到很大破坏，张伯苓毫不气馁，敌人飞机刚离去，他立即派人修整，使学校很快恢复正常秩序。有人问：“日本飞机再来轰炸怎么办？”他回答：“再炸再修！”他就住在重庆这所南开中学里，很多南开毕业的学生常去那里聚会，一些爱国者也常到那里去讲学，周恩来当时就被邀请到学校作抗战形势报告。张校长亲自陪周恩来走进会场，向同学介绍说：“周校友奔走国事，卓著勋劳，为大家树立了榜样。”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新中国成立后，张伯苓已是７０多岁的老人，他回到天津，经常到南开学校走走。他十分热爱自己呕心沥血办起的学校。１９５１年２月，张伯苓突然患脑栓塞，与世长辞了。周恩来总理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赶到天津吊唁，并由周总理领衔组成治丧委员会。周总理送了花圈，白色缎带上写着：“伯苓师千古。学生周恩来敬挽。”参加葬礼的有上千人，大家沉痛悼念这位中国现代教育的先行者、南开学校的奠基人。革命教育家徐特立的故事徐特立是一位杰出的革命教育家。他的一生，为人民教育和无产阶级革命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著的贡献。１９４７年１月１０日，徐特立７０寿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意发表了贺信，信中颂扬了徐老的许多崇高品德，并且写道：“你对自已是学而不厌，你对别人是诲人不倦，这个品质使你成为中国杰出的革命教育家。”学而不厌讲究方法徐特立出生在１８７７年。青年时期，他就酷爱读书，认为读书可以“明人生之理，明社会之理”。１８岁时，为了谋生，他在做医生还是当塾师之间选择了后者，从此开始了“一生都教书”的道路。然而，他白天教学生读书，晚上自己还要去拜先生学本领，因为“自己明理了”，才能“把所明之理教给学生”。徐特立读书时很讲究方法，积累了一套自学经验。２０岁的时候，他准备读八股文，参加那时候的科举考试。有一次，他步行８０里路，跑到长沙城里，拜访有名的陈云峰先生，想请陈举人看看自己的八股习作写得怎样。老举人看过他的八股文，下了一个评语：尚有“一隙之明”。接着问他：为什么不读书，而要读八股？陈举人耐心地告诉徐特立：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八股文形式死板，是束缚人们思想、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半年之后，徐特立又去拜访陈云峰，陈举人这次送给他一把扇子，并在扇面上题写了一段话：“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乡村无师又无书，但书即师耳。张之洞《书目答问》即买书之门径，《輶轩语》即读书门径，得此二书，终生受用不尽。”徐特立非常高兴，马上跑到书铺买了《书目答问》和《輶轩语》带回家，当做自学指南。以后，他再也不做八股文了，而把“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牢记在心。后来回忆往事时，徐特立很有感触地说：“我一生知道读书的方法，就得益于那位举人先生。”读古书很费时间和精力，徐特立从不贪多，他遵循着两条原则：一是“定量”，一是“有恒”。比如《说文解字》中部首有５４０字，他每天只读两个，计划一年读完。他认为光贪多，不能理解和记忆，读了等于不读。他在教中学生的时候，也是这本书，要求学生每天课余记一字，两年学完，有些学生偏要星期六同时学６个字，结果，到默写的时候，多半人都写不出来。他说这就是“不按一定分量、不能保持经常学习的害处”。“不动笔墨不读书”是徐特立的一句名言。在湖南一师教书的时候，他发现一般学生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阅读时贪多求快，不求甚解。他就把自己长期刻苦自学得到的经验介绍给大家。他认为，不怕书看得少，只怕囫囵吞枣不消化。他教育学生，读书要注意消化，要学会思考并评定所读的书的价值。他教给学生，读的时候，要标记书中的要点，要在书眉上写下自己的心得体会和意见，还要摘抄自己认为精彩的地方。这样读书，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那时，他的学生中实行这种方法最坚决、最有成绩的是毛泽东。他几年中就写了几网篮的读书札记，文学和思想修养水平提高很快。徐特立读《联共党史》的时候，开始书店只出了上册，他就买了一本阅读。后来听说有了苏联版本的上下册，他就借了下册抄读，因为是节抄，就要做详细分析后再抄，结果，他对于《联共党史》下册的了解比上册深刻。于是，他再回来把上册节抄一次。由此，他又得出了一个结论：买书不如借书，读书不如抄书，全抄不如摘抄。１９１９年，４３岁的徐特立已经是一位在湖南省颇有声望的教育家了。但是，当他得知蔡元培、李石曾等教育家发起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时，又积极地加入了这个行列。许多人表示惊讶，但是徐特立是慎重考虑后才决定的。勤工俭学的宗旨是“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增进劳动者之知识”，徐特立很赞赏这个宗旨，他说：“我今年４３岁，不觉就到４４、４５，一混６０岁就来了。到了６０岁，还同４３岁时一样无学问，这１７年，岂不枉过了日子？这１７年做的事情，岂不全无进步了？到了６０岁时后悔，那更迟了，何不就从今日学起呢？”于是，他放下教师的架子，以一名普通的老年学生的姿态，和青年们一起奔赴法国，去学新知识、新本领了。诲人不倦忠诚事业徐特立６０岁的时候，在一篇３０００字的自传里，提到自己“一生都是教书。从蒙馆、初小、高小、师范、一直到高等师范，我都担任过教员。在高等师范当教员时也没有脱离小学校职务，因为我爱教小学生。”徐特立从宁乡速成师范毕业以后，怀着“创造事业”的理想，就和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创办了梨江高等小学堂。半年以后，徐特立应邀到长沙周南女校任教。辛亥革命以后，为了发展小学教育，徐特立白手起家，办起了长沙师范。当时，为解决家乡农民子弟求学问题，还自费办了一所五美小学。后来，他又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参加革命以后，他在中央苏区担任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培训扫盲骨干，开展扫盲运动；又艰苦创业，办起了中央列宁师范。在艰苦的长征途中，徐特立也没有忘记自己教育家的职责，抓住每一个机会，教战士们学文化，他的热情、耐心使战士们深受感动。徐特立办教育，有自己的主张，敢于向历史的偏见挑战。过去，学校的大门不向贫苦大众开放，徐特立创办长沙师范时，就大胆地招收了一个铁匠和一个退伍兵，破了先例。这件事在教育界引起了一些人的闲言碎语，有人嘲笑他是补锅的，还给他起了个绰号——“徐二镥锅”。徐特立反而很高兴、很自豪。在教学实践中，他平日最喜欢贫苦学生，他办过夜校以给他们更多的受教育机会，知道他们并不缺乏聪明才智，从他们中间是可以造就人才的。徐特立主张教育民主，注意引导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他在长沙师范当校长的时候，当时１４岁的田汉和几个喜欢文学的同学，经常在自修室的窗户上贴一些打油诗，逗得人们捧腹大笑。其中两首是学习藏头诗的作法，把校长徐特立、老教师首之龙和黄竹村的姓名也嵌了进去。一首说：“特立狂涛骇浪中，宝刀血溅首之龙。”另一首写道：“黄竹村中鸡犬喧。”两位老教师看后气得浑身颤抖，要求校长严斥学生。徐特立安慰了两位老教师后，就立即找来学生。田汉说：“我们对黄先生和首先生毫无恶意，是一时兴起，开开玩笑，逗大家快乐。”徐校长确信他讲的是真话，又觉得诗句中透露着学生的才智，便和气地告诉他们：喜欢写作是一件好事，只是不要把时间、心思花在游戏笔墨中，最好写些有意义的文篇，锻炼自己的才干。校长的谈话鼓励了学生们办《窗户报》的积极性。一时像雨后的春笋，几乎每个自修室的玻璃窗上都贴出了窗户报。田汉办的《祖鞭报》尤为突出，他用痛快淋漓的笔调，抒发了爱国爱民的思想。徐特立便经常把《窗户报》上的优秀诗文，转载到自己编的《教育周报》上，老教师们的态度改变了，学生们更是高兴。徐特立不喜欢用强硬的方法管理学生。在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的时候，他明确提出：“教育学生不应该用强制手段，更不应该用粗暴的态度。中国古代温柔敦厚的‘诗教’，今天学校教育中还用得着。”为了实行“诗教”，他在学生自修室通往教室的走廊上，悬挂了一块大黑板，专门用来写诗。有一次，他得知有一个姓汤的学生和一个姓余的学生，拼命读书，影响了身体健康，觉得很不好，就写诗建议他们停学休息，同时也算对大家敲一下警钟。诗是这样的：“我劝汤生并劝余，劝君休业莫踌躇。为何瘦得皮包骨，不爱身躯只爱书。”徐特立很注意节俭治校。有些教师上课，粉笔头总是随手扔掉。而徐特立见了，总要捡起来，留着自己上课、写黑板诗时用。有些学生说他“小气”。他就写下了这样一首黑板诗：“半节粉条犹爱惜，公家物件总宜珍；诸生不解余衷曲，反谓余为算细人。”读了这首诗，说他“小气”的学生明白自己错了。发现有同学浪费饭菜，徐特立就找她们谈话，并且写诗教育大家；看到有两个班的学生学习成绩很突出，徐特立就写诗鼓励她们，说明女生智力并不比男生差……同学们每天都要去读读黑板诗，不论是表扬、批评，还是规劝，都是一次思想品德教育。徐特立给黑板诗起了一个总题目，叫做《校中百咏》。徐特立也有严厉的时候，却又与众不同。一次，一个叫粟福基的学生闹事，经过校务会议讨论，决定给予开除处分。徐特立开始是赞成的，可是事后心里总不踏实。他越想越觉得不能把粟福基推出校门不管，他想到这个同学学习不错，也有组织才干，不该轻率开除。他马上派人把粟福基从家里找来，跟他做了一番严肃、诚恳的谈话，然后介绍他到长郡中学继续上学。粟福基十分感动，后来成了长郡中学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没有字的教科书徐特立“一生都是教书”，他自身的革命精神、高尚的情操和优秀品质被人们喻为“没有字的教科书”，教育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生。徐特立断指血书的故事是一本最感人的爱国主义教科书。１９０６年，他在周南女校教书，有机会阅读了《民报》、《猛回头》、《新湖南潮》等革命刊物，思想上发生了变化，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并指引学生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１９０９年的夏天，他应约在修业学校作时事报告。他痛斥了帝国主义在中国无所不至的侵略，列举了一桩桩传教士毒害中国人民的惨案，他越讲越愤怒，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忽然，他跳下讲台，跑到厨房取出一把菜刀，当众砍下自己左手的一节手指。他用鲜血写下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八个大字，表示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和雪耻的决心。因为流血不止，他晕倒了。事后，省内外许多报纸都以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徐特立的爱国壮举教育了各界人士，激发了许许多多教师和学生的爱国热情。作为一位杰出的革命教育家，徐特立一生都保持着朴素节俭的优良品质，这是一本难得的修身教科书。早在湖南一师的时候，徐特立的生活节俭，就是全校闻名的。他的住处简简单单，没有大皮箱，没有大柜，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具，有的只是破旧的书籍。当时，长沙教育界有一个风气，中学教师被认为是有体面的人，出门都要坐轿子，显示绅士派头。可是徐特立却从来不坐轿子。他在长沙师范当校长，又在一师兼课，两个学校相距约１０里地，他每次都是往返步行。遇上雨雪天，他就穿着“钉鞋”，打着雨伞，夹着讲义，从不缺课或迟到。一些教师看了很感动，慢慢地也都学着不坐轿子了。１９３７年，徐特立领导着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工作。党中央刚进驻瓦窑堡的时候，当地只有一所学校。一天，徐特立去听课，他穿着破皮袄，腰系一根绳子，学校的教师还以为他是红军的马夫，没在意。第二天，徐特立又和董必武、冯雪峰一起去听课。冯雪峰向教师们介绍了徐特立，教师们大吃一惊，原来那穿着极为朴素的“马夫”，竟是边区教育部部长。有两首小诗描述他在延安时的俭朴生活：“延安诸老惟公特，生活简单如老卒；粗布征衣常补绽，自煮瓜果充粮食。”“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携带两个冰馍馍，一天开会好几处。”建国以后，徐特立住在北京，物质条件好了，他依旧保持节俭的作风。他常对亲属说，生活上的简朴，不仅可以省下钱来用于公共事业，更重要的是不脱离群众，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高贵品质。他的衣被鞋帽都是从延安时一直穿用到解放后，只要能补的，他就坚持不换新的。后来，他同意添置一套料子服和一双皮鞋，平时也不穿，只是因为要经常出席一些重要宴会和参加外事活动的需要。他在饮食上也十分简单，一直爱吃五谷杂粮和蔬菜。开始，他和中央宣传部的部分工作人员住在一起，房子很旧，也较挤，孙辈回家就睡在办公室的地板上。１９５２年，组织上要给他盖几间房子。他几次表示不同意，说等将来生产搞好了，人民生活富裕了再考虑。后来经过多次说服，并将修建费减去了１／２，他才勉强同意。他住在香山时，很少一个人坐小车。他跟警卫员算过一笔帐：汽车、汽油是用实物或黄金从国外进口的，从香山到城里，来回几趟就把一个中农的全年收入跑掉了。后来进城居住了，他还常常以步代车，保持了优良传统。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２８日，９１岁的徐特立老先生因病去世。他是一位伟大的师表，他为中国教育事业奋斗的一生，永远为人们缅怀，被人们称颂。近代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故事为一大事来陶行知是我国近代人民教育家。他有一句名言：“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他非常重视国民教育，认为“教育是共和国的保障”，因此，他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教育”这一大事中来。１９２３年，他组织了平民教育促进会，编写《平民千字课》，奔波于全国十几个省市，致力于平民教育。他把《平民千字课》作为教材，送到平民百姓家里，劝家家户户都要识字读书。他活动的经费多数都是自己写书得的稿费。一次，他得到了１万多元稿费，拿回家锁在柜子里，承担着所有家务的妹妹看见了，问他：“家里有老有小，钱也不多，能不能留１／４给家里用？”陶行知想了想，温和地说：“我要去南京劳山脚下办晓庄师范，这钱要作为办学的经费。我们家虽穷，粗茶淡饭还能维持。中国３４０００万农民非但没有饭吃，更没有文化。用这钱去办学校，是为农民烧心香，是尽我们的绵薄之力去帮助他们。你在家里省着点用，算是帮我去办大事吧！”妹妹理解了他，默默地点了点头。１９２７年，陶行知办起了晓庄师范学校，开展乡村教育活动。１９３０年４月，国民党反动政府武力封闭了这所学校，还通缉陶行知。１９３２年，陶行知在上海先后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工学团”、“劳工幼儿园”，继续推行中华普及教育运动。１９３９年７月，中国正是抗日战争时期。陶行知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合川县为难童创办育才学校，在普修课外，为一些有特殊才能的儿童，开设音乐、戏剧、绘画、文学、社会、自然、舞蹈等课，培育人才。这个学校办得有声有色，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专门人才。当时政治形势紧张，经济非常困难，为了把学校办下去，陶行知经常要为募集资金四处奔波，自己的生活也非常艰苦。盛夏的一天，学生高缨听说书店到了一些好书，想去看看。可是自己不认识路，就想请陶行知陪他一起去。他来到先生窗前，那情景使他吃了一惊：先生打着赤膊，脸上、身上流淌着汗水，正在伏案疾书。高缨不好意思地把自己的来意告诉先生，没想到陶行知很快地回答：“现在不成。”高缨失望了，他很奇怪，先生平时最喜欢和学生在一起，也最愿意帮助人，今天是怎么啦？陶行知好像看出了他的疑惑，手指着晾在窗外的衬衫说：“我很高兴陪你去书店，可是我的衬衫还没有干。过一个小时你再来，好吗？”高缨望着那还在滴水的白衬衫，心想：先生找借口吧？他说了一句“那就算了”，不高兴地回去了。过了一个小时，陶行知穿着还没干透的白衬衫，笑嘻嘻地来找高缨。高缨还躺在床上生闷气呢，见了先生，忙起身一起上街。后来，高缨还是想不通，就去问副校长马侣贤。马先生说：“大家都知道陶行知是个名人，可是有谁知道，他为了你们这些孩子，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为了坚持办学，他把自己的大衣和呢裤子都送到当铺去了，换来的几文钱解决了一天的菜金。夏天，他只有一件像样的衬衫，这也不稀奇呀！”高缨听着马先生的话，眼圈红了，他的耳边又响起了陶先生上课时讲过的话：“为了劳苦大众，我们吃草也干；为了受苦小孩，我们要饭也干！”他的眼前出现了陶先生和同学们一起喝稀饭，鼓励大家“勒紧裤带共度难关”的情景，他仿佛明白了：为了办学，先生舍得一切。拜人民为老师早在办晓庄师范学校的时候，陶行知就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等理论，教导师生们与劳动人民相结合，“教人民进步者，拜人民为老师”。一位朋友的夫人来看陶行知，说起她的孩子把一块新买的金表拆坏了，她非常生气，狠狠地揍了孩子一顿。陶行知听了，连连摇头说：“哎呀，你打掉了一个‘爱迪生’。”接着，他讲了美国发明家爱迪生小时候喜欢做实验，被学校开除以后，在他母亲的引导下，逐渐成为发明家的故事。他又亲自到朋友家里，把那个小孩请出来，带他到修表店去看师傅修表。他们站在修表师傅身边，看着他把表拆开，把零件一个个浸在药水里，又看着他一个个装起来，再给机器加上油，用了一个多小时，花了一元六角钱修理费。陶行知深有感触地说：“钟表店是学校，修表师傅是老师，一元六角钱是学费，在钟表店看一个多小时是上课，自己拆了装，装了拆是实践。做父母的与其让孩子挨打，还不如付出一点学费，花一点功夫，培养孩子好问、好动的兴趣。这样，‘爱迪生’才不会被打跑、赶走。”山海工学团刚成立的时候，农民的孩子有了读书的地方，烧香拜佛的红庙成了教室，可是没有孩子们用的桌椅。上课的时候，同学们带来自己的凳子，有大有小，高低不一。一星期以后，学校请来了木匠师傅，他闷着头做凳子，一天能做好几个。陶行知走过来，看见木匠师傅满身是汗，就递给他一杯水，说：“我们不是请你来做凳子的。”木匠疑惑地望着陶行知：“那叫我来做什么？”“我们是请你来做‘先生’的。”“我可不识字。”木匠慌了。陶行知笑着说：“我是请你来指导学生做木工的。你如果教会一个人，就可得一份工钱。如果一个也没教会，那么就算你把凳子全做好了，还是一文工钱也得不到。”木匠显出为难的样子。陶行知亲切地说：“不要紧，你不识字我们教你。我们不会做木工，拜你为先生。我第一个向你学。”说着，陶行知拿起一把锯，对准木板上划好的线就“吭哧”“吭哧”地锯起来。第二天，广场上摆着木匠工具，老师带着孩子们来学做凳子。有个小朋友嘟囔着：“我们是来读书的，不是来做木匠的。”一个大人看见孩子拿起工具，不小心就很容易弄破手，也皱起眉直摇头。这时，陶行知笑着说：“我有一首诗读给大家听听：‘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你们看写得如何？”小朋友都拍手说好，那个大人也不好意思地笑了。从此，每天孩子们都学做凳子，他们也当“小先生”，教木匠师傅认字。３个月后的一天，教室里的５０个孩子，都坐着自己做的凳子。讲台上还有孩子们自己制作的杠杆、滑车等玩具和仪器。家长们挤在窗口、门外，信服地点头叫好。陶行知在讲台前，念起了一首刚写好的诗：“他是木匠，我是先生。先生学木匠，木匠学先生，哼哼哼，我哼成了先生木匠，哼哼哼，他哼成了木匠先生。”孩子们看看坐在他们身边一起听课的木匠，大家都笑了。姚文采是陶行知的同乡，陶行知请他到晓庄学校教生物课。第一次上课，陶行知就让他先把书本摆到一边去，要“随时教育、随地教育、随人教育”。姚老师教了１０多年生物课，从来没有不带书本去上课的时候，他弄不懂陶行知是什么意思。傍晚，他看见陶先生与两个叫花子在亲热地交谈。陶先生和那两个人谈完话，就叫学生领他们去洗澡，然后告诉姚文采：“这是我从南京夫子庙请来的两位老师，来教大家捉蛇。晓庄附近有许多蛇，经常咬伤人，让蛇花子来教大家捉蛇，你看怎么样？”姚文采没说话。蛇花子开始为晓庄师生上生物课了，课堂就在山里。几天以后，最胆小的女孩子也敢捉蛇了，她们说：“只要击中要害，蛇并没有什么可怕呀！”大家还懂得了蛇没有脚为什么跑得快，蛇没有耳朵怎么听得见声音，以及蛇是老鼠的克星等知识。姚老师终于理解了陶先生的用心。他带领学生采集标本；把挖草药的老农请来教认草药；请种花木的花匠来教种植花木的方法；请中国科学社的专家来教怎样辨别生物科别及定学名。晓庄附近的花草树木都挂起了学名牌，生物课从此上得生动活泼。陶行知身为高等学府的教授、全国著名的教育家，却没有一点架子，时时注意拜普通的劳动人民为老师，他是我国千百万教师的楷模，更是知识分子最早和劳动人民相结合的先驱。千教万教教人求真陶行知教育师生有一句名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他希望自己的学生除了在学业上不断进步，还要多学本领，追求真理，成为国家需要的人才。在育才学校，学生们每天上午上文化课：语文、外语、数学、哲学。下午上专业课：文学、音乐、戏剧等，还要进行劳动、军事训练和社会调查，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有一段时间，有的学生厌烦了这样紧张的生活，在自习时间偷偷地打扑克。老师发现了，上前劝阻，他们还说这是“有劳有逸”。一天晚上，陶行知走过男生宿舍，顺便进去看看，正赶上有七八个男生在打扑克，玩得很带劲。陶行知没作声，站在旁边看着。一个同学突然发现了陶校长，急忙推旁边的同学，几个人慌忙放下扑克，羞愧地站起来，低着头等着挨批评。陶校长一句话也没说，沉默了一会儿就转身走了。第二天，陶校长在全校会上讲述了抗日战争形势后问：“抗日需要人才，将来建国需要人才，你们难道可以浪费自己的时间吗？你们有多少本领要学啊！我要你们自觉地把扑克牌交出来，像烧鸦片烟一样地把它烧掉！要知道，时光是最可宝贵的。”孩子们低着头，把一副副扑克牌放在台上，堆成一垛。陶校长用火柴点燃了牌，又温和地对孩子们说：“有人说‘有劳有逸’，‘逸’就只能玩扑克？你们可以练琴、写诗、作画，也可以打球、下棋……只有多学一点本领，将来才能建设国家。时光可贵，一去不回啊！”从此，学生们都珍惜时间，勤奋学习了。育才学校文学组办了几十种壁报，还在重庆开诗歌朗诵会，很受大家欢迎。他们成立了“榴火诗社”，陶校长专门为诗社题词，文学组的学生们有些飘飘然了。有的人留起了披肩长发，有人特意穿破衣服，自视为艺术家的派头。也有的人自以为了不起，看不起别人，说话尖刻，爱讽刺人。除夕夜，陶校长把文学组学生召集起来，一面吃瓜子，一面对他们语重心长地说：“一个文人应是灵魂干净、品格高尚的人。衣服脏得很，破了也不补，这是乞丐，决不是文人应有的样子。”他又摸着一个男同学乱蓬蓬的头发说：“这是茅草山。我要放一把火，叫‘放火烧山’！”几个留长发的学生不好意思地笑了。陶校长拿起剪刀，亲自给他们剪了发，并耐心地给他们讲“要认真做学问，不要做井底之蛙”的道理，学生们听得心服口服。对自己的孩子，陶行知同样严格要求。他的二儿子晓光没有正规学历。１９４０年夏，晓光经人介绍去成都一家无线电修造厂工作。厂方要看他的学历资格，他拿不出，就写信给育才学校副校长，请他寄一张晓庄学校的毕业证书来。证明刚刚寄到，陶行知的急电也到了，严厉阻止用这张证明，并要晓光立即将证明寄回。接着，又是一封快信，信中说：“我们必须坚持‘宁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之主张……总之，‘追求真理做真人’，不可有丝毫的妥协。你若记住这七个字，终生受用无穷。”以后，“追求真理做真人”七个字，便成了晓光的座右铭。１９４６年７月２５日，陶行知因突发脑溢血逝世。他的一生百折不挠地“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他把全部身心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毛泽东为他写了挽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宋庆龄的挽词是：“万世师表”。周恩来的话代表了千千万万革命师生的心声：“陶先生放心去吧，你已经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你的未了的事业会由朋友们，由你的后继者们坚持下去，开展下去的。你放心去吧！”现代人民教育家叶圣陶的故事“叶老”是大家对叶圣陶老先生的尊称。叶老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对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叶老对新中国教育事业的贡献，要从解放前夕说起。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叶老住在上海，当时上海还没有解放，还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之下。这时，叶老接到中国共产党的邀请，请他到解放区去。一向追求光明，心向革命的叶老，高兴地接受了邀请，秘密地离开上海后，先到香港，再从香港乘船北上，来到解放区。这时，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解放区的面积不断扩大，全国解放已指日可待。解放了的地区需要发展教育，需要办学校，需要有课本。中国共产党请叶老到解放区来编课本，编出宣传革命思想的好课本，编出培养新中国建设者的好课本。叶老当时已是年过半百的老人，但是，他接到任务后，却像年青人一样激动起来。叶老从２０多年前就想编一套好的教材，推动中国的教育事业，但是每次刚编出一些，就遭到反动势力的打击、压制。现在终于盼到了这天，他可以在解放了的土地上，放开手脚编一套好的课本了。可这任务多艰巨啊！中学、小学有１２个学年，每个学年有两个学期，而且每个学期都要有语文、数学课，另外还要有历史、地理、化学、物理等多门学科。叶老接到任务后，二话没说，就干起来，而且提出：“解放军打到哪里，教科书送到哪里！”叶老起早贪黑，废寝忘食地干起来。他亲自挂帅组成编委会，亲自挑选干部，制定提纲，确定编写原则，组织人编写、审定。叶老对语文教材很重视，决不能让有反动思想的文章毒害中小学生。他组织了四个编写组，来编小学的、初中的、高中的、大学一年级的语文课本，要编一套全新的、革命的语文课本。初稿写出来后，叶老要求各组开会，一篇一篇、一字一句地读出来，叶老亲自听，还要请专家们听，看看内容好不好？语言好不好？适合不适合学生接受？如果发现有的课文不好，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叶老就自告奋勇地说：“我来写一篇。”他白天上班，和大家一起开会、研究工作，晚上就连夜写出一篇，第二天上班就读给大家听。课文打印出来后，叶老还要一一审读批阅，逐字逐句修改，在他修改过的地方，他还要夹上一个小纸条，说明修改的理由，请编书的同志们传看。大家都被他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感动了。在叶老领导下，编写课本的工作进展很快。１９４９年８月，初小、高小、初中、高中的语文课本由新华书店发行了。９月，大学的语文课本也发行了。新中国的大、中、小学教科书，和新中国一起诞生了。叶老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功绩写在新中国的教育史上了。新中国成立后，叶老仍然主管教科书的编写工作，他当了教育部的副部长，仍然主管教科书的编写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编写课本的工作任务不像解放战争时那样急了，但叶老却要求更高了。他为了编好课本，坚持开门编书。他常到学校里和教师、学生座谈，征求意见，还常到学校听课，了解教师学生使用课本的情况，还确定一些学校作为教学基地，将编出来的课本先在这里试教，取得经验后再推广。仅在１９６２年２月到５月，四个月期间，他就到教学基地和老师一起备课、听课、讲课有１４次之多。要知道，这时他已是将近７０岁的老人了啊！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几年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课本，几乎都是经过叶老审阅、修改过的。人们说，叶老为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着最具体、最切实的工作。叶老主编了这么多课本，有小学的、中学的、大学的，有人肯定地说，他那么大的学问，一定是个大学毕业生。叶老其实并没有上过大学，他完全是靠自学成材的。叶老出生在苏州市一个平民家庭，他自己这样形容家里的情况：“我家无半亩地一间屋，家况很清苦。”父亲对年幼的叶圣陶要求很严格。３岁起就要求他识字、描红摹字，到６岁进私塾时，叶圣陶已经能认３０００字了。进私塾后，读书更苦，老师要求学生成天读书、背书，不许玩，只有到春节前后，才可以休息。父亲常带叶圣陶出去，贺年、祝寿、赏灯、闹元宵……每次出门，走在路上，看见一块匾额、一个牌楼、一座小桥，父亲就要讲些传说故事。回来后，还要求叶圣陶写一篇作文，记叙沿途见闻。叶圣陶从那时产生了热爱生活和喜欢写作的兴趣。１２岁那年，叶圣陶考进了苏州第一所洋学堂——公立高等小学。学制是３年，可是，他的功课特别好，一年之后，就考入了公立第一中学，成为中学生了。中学时代令叶圣陶终生难忘。这所学校的教师很多都是有新思想的青年人，他们倡导学生爱国、强国，教育学生热爱乡土，立志振兴中华，还注重发展学生的业余爱好。叶圣陶在这里学会了篆刻、写诗，还办了一张小报，自己刻蜡版，自己印刷。叶圣陶的学习成绩优秀，课外活动又很活跃，表现出很高的才能。大家都认为，中学毕业后，他肯定可以上大学。但是，叶圣陶的父亲失业了，家里生活十分困难，家里有父母和两个妹妹，还有奶奶和外婆，这些人的生活怎么办？叶圣陶只好放弃上大学的想法，开始找工作。１７岁那年，他开始当小学教师了。叶圣陶一边工作，一边坚持自学。他中学时代的一个好朋友考上了北京大学，他就请朋友把大学的课表和讲义寄来，自己按照大学的课程学习。每天早上学三小时，晚上学三小时。他认为工作后也能学习，他要给学生讲课，讲课前认真备课，看很多参考书，这样也学到了很多知识。他还坚持在业余时间写作，发表了很多小说童话，在全国很有名气。因此，后来有的中学请他去教书。有的大学也请他去教书。他完全是靠自学成材的！叶圣陶先在苏州一所小学当教师，他给自己提出：“我要做学生的朋友，我要学生做我的朋友。”他和学生亲密无间。他给学生讲课，常讲小故事、小童话，学生特别爱听。他在校园里种花、种草，美化环境，给学生创造优美的学习环境。他对学生，无论是聪明的、愚蠢的，衣着干净的、肮脏的，都一样和蔼，一样亲热。叶圣陶当时只有１７岁，而学生都是十一二岁的，叶圣陶长得比较瘦小，和学生差不多高，可学生们都喜欢他，尊敬他。但是，当时学校是被旧势力控制的，容不下这样有创新精神的年轻教师，他只好辞职回家。后来，他到上海的一所小学当教师，这里气氛好些，一些教师思想也比较新，和叶圣陶在一起相处得很好，大家一起想办法活跃学生的生活。学校成立了“少年书报社”，鼓励学生多读课外书。叶圣陶发动教师捐助，买了一些书籍报刊，办起了阅览室，请高年级学生当管理员。每当学生来借书，叶圣陶就发给他们一张调查表，请他们写上姓名、年级、月日，还要写读书心得。叶圣陶从表上来了解学生读书的情况，再进行讲评、辅导，使学生越来越爱读书了。学校还成立了“学生新闻社”，叶圣陶常带这些学生外出采访，回来后鼓励学生写作。学校组织学生春游旅行。叶圣陶向学生讲名胜古迹，带领学生采集标本，回来后又指导学生写游记、画记忆画、制作标本。叶圣陶还带着学生参观钟表厂和印刷厂，给学生讲钟表和印刷的发展史。在上海当小学教师期间，他每天要上四五节课，要给学生批改作业，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坚持自学，每天中午休息和夜晚，都是他读书的时间。以后，他又回到苏州，到一所镇上的小学教书，他把精力和志趣全都转到教育实验上，尤其注意研究改进语文教学。他自编课本，大胆采用白话文的课文，他把一些课文改编成剧本，指导学生排演话剧，这样学生就都喜欢语文了。他又指导学生写作，指导学生写诗、篆刻。学校工作十分活跃。叶圣陶是一名优秀的教师，他热爱学生，热爱教育工作。以后，他又当了作家，他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倪焕之》，就是描写小学教师的。他写的第一篇童话《稻草人》，就是写给孩子的。他还当过编辑，出版了很多书，大多也是写给学生的。后来，他编写教材，当教育部长，始终没有离开教育事业，他的心一直和教师相连，一直装着学生。他的名字，永远在新中国的教育史上闪光。儿童教育家孙敬修的故事他，当了３５年的小学教师，教过的学生能有几千；他，讲了几十年的故事，那和蔼可亲的声音打动着千千万万小听众的心灵。不用说，你肯定猜到了，他就是全国著名的儿童教育家、儿童故事专家孙敬修。“故事爷爷”现代的儿童都称他“故事爷爷”，其实，他最早开始讲故事的时候，才二十几岁。那时他在北平市汇文第一小学教书。学校有住校生，一次周末，他晚上去学生宿舍的时候，看见他们打的打，闹的闹，有的生气，有的抹泪。他灵机一动，吹起哨子，让同学们到礼堂去，他给同学们讲故事。这个办法很灵，同学们过得又快乐，又能学到许多东西。以后，每个周末的晚上，孙老师就都额外地给学生讲故事，一直讲了几十年。１９３２年的一天，孙老师带着学生去北平广播电台演播节目，当时没有录音，是现场广播。学生们排的节目演完了，可是离应该结束的时间还差几分钟。不能让电台空播呀，孙老师沉着地清了清嗓子，给听众讲了一个小故事：《狼来了》。电台负责安排节目的先生很感兴趣，邀请孙老师每星期到电台讲一次故事。从此，孙老师就和电台有了缘分。解放后，党和政府很重视儿童教育工作，也很尊重这位小朋友和家长早已熟悉的故事员。１９５０年的一天，北京广播电台的一位同志找到孙老师，请他为北京电台少儿节目讲故事。１９５１年５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开办了少儿节目，孙老师又成了中央电台少儿部的特约播音员。不久，由于小听众要求多播一些故事，电台领导和市文教局、学校领导协商，最后达成一个协议，让孙老师一半时间在学校当教师，一半时间到电台讲故事，孙老师就更加注意研究讲故事这门艺术了。１９５７年，北京市成立了少年宫，教育局领导为了发挥孙老师的特长，调他到少年宫去专门讲故事，时间安排还是一半在电台，一半在少年宫，他成了专业故事员。这时，他已经５７岁了。有一次，少年宫安排了一场讲故事节目，许多小朋友来得早，就在台下乱乱哄哄地讲话。主持人出于好心，想维持一下会场秩序，就上台去喊：“大家别吵吵了，孙老师就要讲故事了。”可是没到开讲时间，孙老师不能开讲。台下安静了一下，转眼又乱乱哄哄地说笑起来。主持人喊了三次，乱了三次。孙老师想了想，说：“我来吧！”他站到台上，前边的同学看见了，孙老师就先对他们说：“小朋友，我先给你们唱个歌吧：“朋友，要注意，别到坑里洗澡去；坑里尽是臭滋泥，掉到里头干着急。千万不要去，淹死再活不容易！”台下前边的同学听了，全笑了；后边的同学不知怎么回事，伸着脖子往前看。孙老师又说：“刚才后边的同学可能没听见，刚才我唱了个歌儿，是这么唱的……”他又把歌唱了一遍，台下的注意力都被抓住了。讲故事的时间到了，孙老师就开始讲故事了。他上面用的办法，是他教书时运用过的组织教学法，叫“由近及远组织教学法”。讲故事，有时是上午一场，下午一场，有时上午就要讲两场，中间只休息十几分钟。尽管孙老师已是５７岁的人了，但从没说过一声“苦”，叫过一声“累”。除了在市少年宫，孙老师还常应邀到小学、中学，到各区少年宫、文化馆和少儿图书馆去讲故事；除了给儿童讲故事外，他还到北京各师范院校、幼儿师范、甚至儿童医院去给儿童工作者讲怎样关心少年儿童；除了给健康的少年儿童讲故事，他还主动给患病的青少年讲故事……那是１９７９年３月，龙潭派出所和龙潭办事处为失足青少年办了一个“法制教育学习班”。孙老师听说了，就拄着手杖，来到了街道办事处，要求给犯罪青少年讲故事。办事处的同志研究了一下，同意了，并且安排了一个时间。孙老师走进那特殊的“教室”，面对特殊的“学生”，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把自己的椅子从台上搬到台下，和孩子们面对面地坐在一起。“小朋友，青年朋友，你们好！”他这样开始了讲课，“教室”里立刻安静极了。“我今天来，可不是给你们讲大道理的，我想给你们讲个故事……”“学生”们不再是敌对、冷漠的样子了，抬起头有兴趣地听着。“这个故事叫《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有个双目失明的人，骑着一匹双目失明的马，人瞎马也瞎。半夜的时候，来到了一个大山涧的边儿上，下边是万丈深渊，哗哗地流着河水。再往前走，就要掉到山涧的河里去了，多危险哪！……朋友们，你们都是可爱的孩子，可是被坏蛋用黑布把你们的眼睛蒙住了，认不出正道儿来了，做出了不应该做的事……我相信你们是愿意把黑布揪掉的。”“……我祝愿你们全部把蒙在眼睛上的黑布除掉，重见光明，再见吧！”孙老师说完站了起来，孩子们也全站了起来，有的流了泪，向他鼓掌，向他举手再见。当天下午，就有个少年交待了偷自行车藏赃的地方，并且说，再不交待，就对不起孙爷爷！派出所的同志看到这次“讲课”效果出奇地好，都很受感动。孙老师在电台讲了６０多年的故事，从“故事叔叔”讲到“故事爷爷”，他用孩子们喜欢的声音、腔调去讲，用生动的情节去吸引他们，用教师一颗慈爱的心去融化他们。他不知疲倦，为什么？“希望小朋友听了我讲的故事，能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勇敢，什么是怯懦；什么是勤劳，什么是懒惰；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我希望他们都变成好孩子。”不灭的蜡烛８０岁以后，孙老师常把自己比喻成小蜡头，他要用自己的光去照亮儿童们的心，他希望小蜡头不灭。“故事爷爷”仍然坚持给儿童讲故事，他几乎跑遍了北京各城郊区的少年宫、少年之家，一些中学、小学、幼儿园也请他去讲故事，他力争“有求必应”。还有很多时候，小朋友由老师、辅导员带着，来到孙爷爷家里听故事。那时他住的１４平方米的房间，每次都是挤得满满的，“故事爷爷”就笑着说：“如果这房间能像猴皮筋那样就好了。一抻就大了，可以装好多人……”１９８５年春节前夕，他和文艺界、宣传界、法律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到北京市第一监狱，看望犯人。冒着严寒，他在大操场上给犯人们讲故事《苍蝇和蜜蜂》。苍蝇好吃懒做、传染疾病；蜜蜂诚实勤劳、为人谋利。他希望犯人们别再做让人讨厌的苍蝇，而要学做受人尊敬的小蜜蜂。许多好心人劝孙老师减少一些社会活动，该养养老了，可他仿佛变得更加闲不住。一天，路过崇文区工人俱乐部门前，看见两个小同学在打架，周围有的小同学在起哄，有的大人在喊：“别打了！别打了！”孙爷爷上前几步，用手杖在那两个打架的同学中间一插，说了声：“停战三分钟！”许多小同学认出了“故事爷爷”。他说：“打架的同学先等一等，我说几句话，说完了，你们愿意打，再接着打！”同学们静静地听着：“《小学生守则》里有一条叫‘爱祖国、爱人民’，对不？你看看他是人民不是？你再看看他是不是人民？是人民，就要热爱呀，怎么能动拳头呢？好了。我的话说完了，你们愿意打，再接着打吧。”两个同学不好意思，握手和好了。类似这种马路边的“闲事”，８０高龄的“故事爷爷”不知管了多少回。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１７日，孙爷爷躺在病床上，想到“小蜡头”还能做些什么对儿童有益的事，他突然萌动了这样一个想法：“我是个‘穷小教’，由于党的关怀，让我给小朋友讲故事、写书，使我积攒了一点钱。我决定从仅有的积蓄中拿出１万元来，捐献给儿童讲故事事业。”他立刻拿笔给领导和朋友们写信，表达了自己要让中国儿童故事活动后继有人的心愿。他的举动得到了全社会的赞同，许多少儿工作者纷纷表示愿意捐款，并以孙老师的名字命名，成立了“孙敬修儿童故事研究基金会”。不久，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成立，很快组织了“孙敬修杯儿童故事比赛”。１９８８年，北京首届儿童讲故事比赛揭晓，孙爷爷亲自参加了发奖大会，并且讲了话。当他看到三位获一等奖的小同学有声有色地表演讲故事的时候，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中国儿童讲故事事业后继有人了，“故事爷爷”的愿望实现了。挥笔写园丁的老园丁韩作黎的故事——原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在坐满教师的大厅里，一位老人大声朗诵起自己写的诗：“……祖国的花朵万姿千般，为什么这样姹紫嫣红，这样好看？原来是园丁用心血浇灌，为了幼苗，为了明天，园丁们不惜心血，不怕两鬓霜染……”听着他的朗诵，在场的教师们激动得热泪盈眶。这位老人是谁？他是北京市教育局的局长韩作黎。他写诗献给教师，歌颂园丁的辛勤，其实他自己就是一位把一生都献给教育事业的老园丁，一位名副其实的辛勤的园丁。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他奔向革命圣地延安。作为一个热血青年，他想拿起枪去战斗，他也想拿起笔搞革命文艺创作，可党却分配他去延安八路军抗属子弟学校当教师。校长向他介绍了学生们的情况，这些学生许多是烈士子女，有的孩子的父母在长征中牺牲了，有的孩子跟着母亲被关在敌人的监狱里好几年，有的孩子的父母在抗日前线阵亡了，有的孩子的父兄在刑场上英勇就义了……韩作黎听着这些情况，心里非常激动，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革命后代，我们不来教育，谁来教育？我们不把他们教育成人，怎能对得起革命先烈？将来谁来接好革命的班呢？为了教育好我们的革命后代，我甘愿贡献自己的青春。”从此，他就把自己的心与党的教育事业紧紧地连在一起了。用自己的智慧和青春，浇灌着这些幼苗，使他们健康成长。学校里有一个出名的淘气包李久铭，他把蒺藜撒在女生的褥子上，扎得女孩子直哭；他半夜悄悄爬出宿舍，用棍子撬坏教室的门窗。老师和同学们都讨厌他，丢了东西就怀疑是他偷的。有的老师坚决要求开除他或把他送到学校农场去放羊。这时韩作黎已是学校的教导主任了，他不同意这样做，他决心教育好李久铭。他向校长提出请求：辞去教导主任的工作，去当李久铭那个班的班主任。学校同意了他的请求。接班以后，他细致地了解了李久铭的情况，才知道他在家乡当过抗日儿童团员，后来在敌伪办的学校中沾染了坏习气。韩老师带着李久铭参加纺线的生产活动，让他体会劳动果实来之不易，并让他用劳动得来的报酬，赔偿损坏的学校财产。韩老师带他参加课外采集小组，捕青蛙、抓蝴蝶、采刺枣、做植物标本，这些活动吸引了李久铭。韩老师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教育李久铭。一次全班分到一张戏票，同学们都渴望得到它。因为当时很难得到一次看戏的机会，能得到这样一张戏票，是很大的荣誉。韩老师说：“我要先讲个故事，大家再讨论让谁去看戏。”韩老师讲了一个儿童团员的故事，这个儿童团员在日本兵眼皮底下送过鸡毛信，埋过地雷，又跟着姐姐走了几十里路来到延安……同学们多么佩服这个小英雄啊，都想知道他是谁。这时韩老师说：“这个小英雄就在我们中间……”啊！是李久铭，大家一致同意把戏票给小英雄李久铭。希望他今后还是一个小英雄。在热烈的掌声中，李久铭接过了戏票。这掌声，这戏票，撞开了李久铭的心，他决心不辜负老师和同学的情意。他进步了，学会了尊重别人和尊重自己。长大以后，他出国留学，成为研究稀有金属的专家。韩老师把身心献给了教育事业，对每一个孩子都有一种真切的深深的爱。在那艰苦的战争年代，他不仅要当教师，教他们学做人、学文化，还要保护他们的安全。１９４７年，由于解放战争的需要，我军主动撤出延安。韩作黎奉命带领学校转移。当时韩作黎是学校教导主任，教师和工作人员只有５０多人，而学生却有５００多人，最大的十三四岁，小的才七八岁，要保护这些学生的安全，是多么艰巨的任务。深更半夜，全校师生出发了，机智巧妙地突破了敌人的包围，翻越了几座大山，整整走了一天一夜，终于甩掉了敌人的追击。这时，一条冰河横在面前，河上漂着冰块，没有桥。孩子们累得抬不起腿，饿得已经没劲了，怎么过河，靠牲口驮吗？只有十几头牲口，一趟一趟地过河驮运，耽误时间，敌人追上来怎么办？校长和韩主任首先站出来，他们在背上背一个孩子，怀里再抱一个孩子，趟着冰冷刺骨的河水，送孩子过河，其他老师也都站出来了，一趟、两趟、三趟……５００名学生安全地渡过了冰河。队伍继续沿着山路向前走。大一些的学生随着队伍爬山越岭，小一些的学生就坐在牲口驮的“架窝子”里。这“架窝子”就是在牲口背上架上两只筐，一个筐里可以坐两个孩子。山道狭窄，行走艰难，孩子们都在筐里摇摇晃晃，磕磕碰碰。突然，一头牲口因为“架窝子”碰到山壁上，受了惊，疯狂地奔起来，随时都可能滚下去，那４个孩子也随时都可能掉进山沟里。看到这个险情，平时一向沉稳、持重的韩作黎，不顾一切，“嗖”的一声，跃到山道边上，用肩膀死死顶住“架窝子”，跟着牲口跑起来。可是，这时牲口扬起前蹄，向前跨越，把韩作黎撞了一个趔趄，牲口带着“架窝子”里的４个孩子，骨碌碌地滚下了山坡。韩作黎还没站稳，就毫不犹豫地跟着滚下坡去，抢救孩子。孩子被扣在“架窝子”底下，没有伤着。他紧紧抱着孩子，热泪喷涌而下，孩子们也搂着他的脖子，呜呜地哭着，喊着他：“妈妈，妈妈……”就这样，韩作黎和教师们一起，带着这支队伍，历时八个月，行程２０００多里，安全地到达了目的地。５００个孩子一个也没伤着。韩作黎爱孩子，关怀每一个孩子，真像妈妈一样。解放以后，他当上了育才小学的校长。这时条件好多了，每到星期六，父母都来接孩子回家，星期天全家团聚在一起，多高兴啊！韩作黎发现了一个孩子从来没有父母来接，他叫李仪，他的父母是东北抗日联军的战士，在作战中阵亡了。李仪被人送进学校时还很小，他的衣襟里缝着一个布条，布条上写着他的姓名和出生年月。当同学们周末回家时，李仪也哭着闹着要回家，他哪里有家啊！韩作黎校长看到这情景，上前把李仪抱在怀里，说：“走，小李仪，咱们回家去。”从此，李仪就成了韩作黎家的一员，每个星期六回“家”，和全“家”人团圆。韩作黎像对待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关怀照顾他成长，一直到他长大成人。学生们在韩作黎的培育下，一个个长大成人了。有的成为解放军的军官，有的当上了教师，有的是工人，有的是科技工作者，韩作黎真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了，这是一名辛勤园丁的最大幸福啊！如今，韩作黎是古稀老人了，他从教育战线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具体地说，就是不当市教育局的局长了。但他还在关心教育，经常到一些学校走走、看看，凡是有关教育上的事，他还是十分热心的，因为，他为教育事业献出了一生的心血，感情太深了。不过，退下来以后，他的时间充裕了，可以去实现青年时期的一个愿望：拿起笔写作，从事文艺创作。不过因为他干了一辈子教育，因此他写的作品都离不开学校，他写教师，写学生，为孩子们创作儿童文学作品，用作品培育学生健康成长。他要写完《摇篮曲》，记叙从延安到全国解放后，党的教育事业发展中可歌可泣的平凡的园丁。他写小说，也写诗歌，他写的作品离不开教育事业，因为他从事教育４０多年，献出了全部青春，一直干到霜染两鬓。他写的作品离不开学生，因为他太爱学生了，为了幼苗，为了明天，他倾注了满腔心血。他写的作品离不开教师，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优秀教师，一位辛勤的园丁，他太理解园丁的心了。他现在每天深夜两点起床，写到清晨七点，然后去锻炼身体，他已年过７０，他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去实现自己晚年的计划：为孩子写出１００万字的作品。啊！一位多么辛勤的园丁，一位慈祥的老人，一位挥笔写园丁的老园丁。小学特级教师斯霞的故事在南京师范学院附属小学，有一位全国闻名的特级教师——斯霞老师。一天下午，小学生都放学回家了，校园里十分安静。斯老师伏在办公桌上，专心地批改学生的作业。这时，一位身穿军官制服的中年人，轻轻地走到斯老师办公桌前，低声问：“您是斯老师吧！”斯老师抬头看看来人，好像认识，又好像不认识。“我是您的学生啊！”来人这样一说，斯老师立即想起来了，当年他是个又聪明又调皮的学生。这位已经当上解放军军官的学生，是专程来看望斯老师的。他向斯老师谈起童年的事，十分感谢斯老师的教育。临走时，他提出请斯老师带他到当年学习过的教室去看看。斯老师带他走进那间教室，他找到了自己曾经坐过的位子。那套课桌椅，在他魁梧的身驱面前，显得那么小，可是他却认真地坐下去，像小学生那样坐在那里，抬头望着斯老师，轻轻地叫了一声：“斯老师！”此时此刻，师生二人眼里含着激动、幸福的泪花。在这一瞬间，师生二人心中都荡漾着爱的波涛。凡是斯老师教过的学生，都像这位军官一样，在心中保留着对童年美好的回忆，不论长到多大，都还想再做斯老师的学生，因为当斯老师的学生是幸福的。是的，当斯老师的学生是幸福的。学生在她身边，总感到像在妈妈身边。天气热了，学生出汗多，想喝水，斯老师怕学生喝生水，就给学生晾好凉开水，一碗一碗送到学生面前。天气凉了，她提醒学生多穿衣服，她发现谁的衣服单薄，就把自己的毛衣给学生穿上。一个深秋的下午，突然刮起西北风，气温骤然下降，有的家长赶忙给学生送来衣服。可是，那些双职工的孩子，却冷得缩着脖子，抱着肩膀。斯老师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连忙跑回家，抱来十几件衣服，有自己的，也有自己孩子的。这些衣服穿在学生身上，都显得大了些，但，孩子们看看衣服，看看老师，心里暖烘烘的，身上更觉热乎乎的。第二天上课前，学生们把衣服还回来了，斯老师接过衣服，啊？怎么滚出了一个又大又红的苹果？斯老师看着学生，看着那像红苹果一样的笑脸，心里全明白了。天下雨了，有的学生没带雨具，斯老师就把自己的伞给学生用。有一年，南京连下大雨，学校门口积水很深。小学生回不了家，站在校门口急得直哭，斯老师就把学生一个个背过马路，她自己却一直赤着脚，趟着泥水。有一次，很多外地老师来听斯老师的课，教室后面和两边坐满了人，这时，每个同学都在想：今天要更守纪律，更专心听讲。可是，怎么有一个学生偏偏在这节课中间趴在桌上了？好像还在睡觉。斯老师一边讲课，一边走到他的身边。旁边的同学以为斯老师是来提醒他要坐好，就伸出手去，想拉拉他的衣角。可斯老师却说：“不要动他。”斯老师又对那个趴着的学生，轻轻地说：“你就这样休息吧！”斯老师又一边讲课，一边走到讲台桌边，继续讲课。下课后，斯老师赶快把这个学生送到校医室看病。原来，这个同学感冒了，正在发烧。斯老师的行动，感动了来听课的老师们，大家夸斯老师了解学生的心，精心爱护每一个学生，热爱每一个学生。是的，斯老师用自己的爱，温暖着每一个学生，难怪有的学生望着她，却脱口叫出：“妈妈！”学生们在斯老师身边，沐浴着母爱，他们是幸福的。当斯老师的学生是幸福的，还因为听她讲课特别有趣。上课铃声一响，同学们走进教室时，就可以看见斯老师正站在教室边迎接大家，她精神饱满，面带微笑，使学生感到无比亲切。她讲课的方法特别活泼。有一次，她给一年级小同学讲“笑嘻嘻”这个词。她对同学们说：“你看老师脸上怎么样？”“老师脸上笑嘻嘻的。”同学们回答。她又问：“除了‘笑嘻嘻’，还有什么词是表示笑呢？”同学们说的可多了：“笑眯眯”、“笑哈哈”、“笑呵呵”。“这几个词有什么不同呢？”她用这个问题引导学生讨论。学生们说得饶有兴致。“笑嘻嘻、笑眯眯是不出声地笑。”“笑呵呵是小声笑。”“笑哈哈是放声大笑。”学生们在笑声中学会了知识，学得又生动、又准确。《小蝌蚪找妈妈》这一课，要讲到青蛙的生长过程，这些住在城里的孩子没有见过。斯老师就让自己的女儿到城外的小河里，捞了一些小蝌蚪，养在玻璃缸里，放在教室的窗台上，让同学们仔细观察。同学们可高兴了，他们看见小蝌蚪长出后腿，又长出前腿，又脱掉尾巴，变成小青蛙。再来学这课书，就一点也不难了。《李春花的话》这一课说，旧社会李春花给地主做工，累得像“旱天的苗”。“旱天的苗”是什么样？学生们从未见过。斯老师搬来两盆花，一盆天天按时浇水，一盆一连几天不浇水。讲课那天，她让学生看那棵快枯死的花苗。同学们立刻明白了，李春花挨饿受累，就像这快要枯死的花苗一样，体会到旧社会，穷人家的孩子有多么不幸。这样上课多好，听得懂，记得牢，越学越带劲。学生们都爱上斯老师的课。小学生哪儿有不犯错的？斯老师对犯错误的学生是怎样的呢？有一次，新课本刚发下来，小明的书就被人撕破了，他急得直哭。一位年轻的教师在讲台上，大声问：“书是谁撕的？”教室里鸦雀无声。教师更生气了，提高了声音，再问：“书是谁撕的？快说，不说就是错上加错！”教室里的空气十分紧张，可仍然没有回答。这时，斯老师走进来，问清情况，看看被撕坏的书，叹口气说：“我们每个同学都爱自己的书，也应该爱别人的书呀！书已经撕坏了，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我们大家谁不做错事呢？做错了事能讲出来，就是有了进步……”斯老师的话音刚落，小南站起来了，低声说：“斯老师，小明的书是我撕的，我错了，把我的书给他吧！”斯老师同意了，又让小南向小明道歉。下课以后，斯老师还叫小南拿着撕破的书跟她到办公室。小南以为斯老师还要批评他，就噘着嘴，拖着步子，慢慢走进办公室。其实斯老师没再批评他，而是帮他把书贴补好。小南拿着补好的书，高高兴兴地跑回教室去了。斯老师对每一个小学生都是这样耐心教育。她用全部的精力，全部的爱，培育了无数的学生。学生们尊敬、感激斯老师，永远忘不了斯老师的教导。她教的学生，有的当了工人，有的当了教师，有的当了干部，有的当了解放军战士……这些学生遍及祖国各地。斯老师被评为特级教师了，斯老师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了，斯老师当上全国劳动模范了。学生们为自己有这样的好老师骄傲，并兴奋地传播着这些喜讯。学生们来看望斯老师，向斯老师说说心里话。一个学生说：“领导上分配我当老师，我眼前立即浮现出斯老师的形象。我一定像斯老师那样，认认真真地工作，当一个好老师。”有一个当了公安战士的学生，送给斯老师一本精致的纪念册，这是他创作演出节目得的奖品，他说：“我对文学的爱好，是斯老师培养教育的结果。”学生们握住斯老师的手，兴奋地说：“十多年不见，老师还是那么年轻。”“是啊！斯老师永远是年轻的！”斯霞老师从１８岁起，投身小学教育事业，她把全部身心，全部的爱献给了学生，献给了事业，学生也用爱回报她，学生的爱使她欣慰，使她感到幸福，使她永远充满青春的活力。小学特级教师霍懋征的故事霍懋征是一位在教坛上度过了半个世纪的老教师。１９４３年，她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在北平师范大学毕业，留校后分配到本校第二附小教书。旧社会教师间没有集体备课，顶多是上课前几个教师“碰碰头”，说说上什么课就走上了讲台。一些老教师不肯对青年教师教授经验，总留几手。这位有志气的女青年——霍懋征并不气馁，她一边自己摸索经验，一边“偷偷地”学习老教师的做法，平时注意观察，有时还抱着一堆作业，蹲到别的班窗户底下去批改，边改作业，边听人家怎样教课、怎样搞活动。她热爱儿童，热爱自己的事业，她经过几年的锻炼很快就成熟了。以后，尽管多次有人邀请她到中学任教，她都婉言谢绝了。她认为小学教育是儿童的启蒙教育，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教育，她没有为较高的地位和较优厚的待遇所打动，她在小学教育岗位上扎扎实实地站了半个世纪，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形成了自己的教学风格和特色，成为全国著名的特级教师。敬爱的霍妈妈霍懋征爱孩子，不管是乖顺的，还是淘气的，她都同样对待。她说过：“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因为你爱他们，他们才听你的话，爱你。”她教学几十年，从来没有跟学生发过火，从不大声呵叱学生。她认为“教师向学生发火既是不尊重孩子，也说明你没能耐。”有一次，一个学生上课违反了纪律，被叫到办公室等霍老师。可是，霍老师处理完别的事，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只见老师的抽屉都被拉开翻乱，连炉子都弄倒了，她当时真气恼了。但是她没有发火，而是让学生先回去，过一段时间再谈，她自己去干些别的事情，转移一下情绪，冷静冷静。有的老师看不下去，她说：“对学生要严格但不是严厉；当然也不能姑息迁就。”她等自己冷静了，再耐心地、心平气和地和学生谈话，发现他们身上可取的地方、进步的地方，就热情鼓励，再淘气的学生对她也心服口服。霍懋征经常家访，了解每个学生的家庭生活情况。６０年代初，国家遇到了自然灾害。有一次，霍老师到一个学生家里家访。这个孩子没有父母，跟着他姨父母一起生活，霍老师跟大人谈话时，发现这个孩子像“受气包”似的站在床边，霍老师心里很难过，她觉得自己有责任关心这个孩子。从此，每天早晨霍老师都买两份早点，一份给自己的女儿，一份给这个孩子；下午，这个孩子要到少年宫去打球，霍老师怕他营养跟不上，就再买一份点心，让他带上。困难时期发给霍老师的黄豆、白糖、鸡蛋，她常常给这个孩子送去，有时还给他做衣服。这个孩子从老师身上得到母爱，身心得到了健康发展，进步很大，学习也很好。“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批判霍懋征，学生也跟着“造老师的反”，霍懋征仍旧关心着学生们的情况。有个学生的妈妈去了干校，父亲又要去广东演出，发愁没人照管孩子。霍老师知道了，对他父亲说：“您把孩子交给我吧！”她就像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照管这个学生。这个学生有尿床的毛病，霍老师除了照顾他的正常生活，晚上还要安排他练琴，自己还要给他晾烤被褥。星期天，霍老师还买些糖果给这个学生，让他去看望在幼儿园入托的小弟弟。尽管这个学生在学校里还跟着别人批判霍老师，回到家里，霍老师仍然像母亲一样照顾他，她相信这个学生会学好的。还有一个学生，父亲是建筑公司的炊事员，母亲是工人，家里生活条件差，学生长得瘦小，穿得脏破，功课跟不上，在班里抬不起头来。霍老师却很关心他。一天，这个学生生病了，霍老师放学后就去他家看望。已经中午１２点多了，家里只是这个学生自己躺在床上，还没吃饭。霍老师看见这情景，十分心疼，赶忙跑回学校买饭，然后送到学生床前。看着热腾腾的饭菜，这个学生非常感动，他觉得站在自己身边的仿佛是自己的妈妈。霍老师看到这个学生在家不能按时吃饭，因为父母上班有时回不来，她就向学生的母亲建议，让学生在学校入伙。学生母亲感到经济困难，不想入，霍老师说：“您甭管了。”就用自己的钱给这个学生包了伙。这个学生很爱劳动，霍老师就让他当“打饭长”。后来，霍老师发现他早上不吃饭，中午又吃得特别多，怕他把胃吃坏了，就又给他包了早饭。这个学生每次劳动都表现不错，霍老师就经常表扬他。渐渐地，这个学生热爱起自己的班集体了。他看到霍老师跟学生一起扫清洁区时，因为腰疼，弯腰很困难，就专门捆了一把长把扫帚，供霍老师专用。这个学生不是少先队员，过去过“六一”儿童节时，他总不能和大家一起参加活动。这一年，霍老师给他借了一件白衬衫，让他打队鼓，他可高兴了，队鼓打得特别好。“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要这个学生揭发、批判霍老师，还说：“你如果不揭发，就不让你在学校入伙。”这个学生头也不回地跑了。后来，别人把他母亲找到学校来，要她发言。她母亲说：“霍老师对我的孩子关心得无微不至，我们全家感谢这样对党忠诚的好老师！”这个学生当了“红卫兵”以后，还暗中保护霍老师呢。霍老师关心学生的事例很多很多。她献出的一片片爱心，使学生们终生难忘。许多人长大以后，还经常把自己的成长进步向霍老师汇报。一个学生考取了研究生，他接到通知书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霍老师，于是，他给自己的父母和霍老师同时发了信，告诉他们这一消息。有的学生要出国留学了，临行前带着爱人一起来同霍老师辞行。１９７９年国庆节前，一位同学写了一首诗，献给霍老师，诗的题目是《我的两个妈妈》：“我有两个妈妈，一个是生母，一个就是她——我敬爱的霍妈妈……”这是许许多多霍老师教过的学生的心声，这是爱的种子开出的花朵。生动的语文课霍懋征在几十年的讲坛上，教过语文、数学课，也教过常识、手工等副科课。不管教什么，她都刻意改革，不断创新，尤其在语文教学中，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色。学生们都很喜欢上霍老师的语文课。霍懋征把一堂语文课作为一次生动的思想教育课。讲郑振锋的《别了，我爱的中国》时，她的范读，充满激情，生动真挚的语调，深深打动了每一个学生的心。她详细地讲述了作者在３０年代即将远离祖国的依依惜别之情，引导学生去体会作者的爱国之情和报国之志。同学们心中的爱国之情被鼓动起来，课堂气氛十分活跃、热烈。她讲《一个苹果》时，没有停留在课文的字、词和分段上，她觉得更重要的，是让学生透过字里行间，体会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深厚的阶级情谊，让学生们学到这种阶级友爱的高贵品质。她满怀激情，讲到防空洞里那个连长，最后还捧着大半个苹果的时候，眼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同学们的眼睛也都湿润了，他们的心灵被打动，他们的脑海里，留下了这一难忘的印象。霍懋征教同学们做课堂的小主人，启发他们积极思维。讲《林海》一课时，她先问学生们见过大海没有，让见过海的学生说说海是什么样子，用４个字来描述海。“一望无际”、“无边无垠”、“水天一色”、“一碧千里”……同学们的思路被打开了，争先恐后地描述着。“大风卷起巨浪的时候，又是怎么样呢？”“风狂涛怒”、“波浪滔天”、“惊涛骇浪”、“浊浪排空”……接着，霍懋征引导学生们概括了海的特点，再进入到“林海”这一课题。学生们练习了词汇，把新旧知识结合在一起，很快就理解了课文。有一次霍老师讲完课，留点时间进行练习。她说：“今天天气真冷啊，你们每人说一句话，要使人感觉到很冷，但不准说出‘冷’字。”学生们立刻活跃起来。有的说：“北风呼啸，大雪纷飞，河里结了厚厚的冰，窗上结了冰花。”有的说：“同学们有的脸蛋儿冻得像苹果，有的手指头冻得像胡萝卜。”先描写天气，再说人们的穿着打扮和表情动作，把“今天天气很冷”说成了一个个“小片断”。霍老师接着问：“现在写这样一个题目的作文有困难吗？”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没困难！”霍老师非常自然地引导了同学们的口头表述，教大家掌握了作文的规律，发展了学生的能力。一般被人们视为难题、有些学生提起来就“头痛”的作文课，在霍老师的课堂里，却深受喜爱。霍懋征细心理解每一个学生，懂得他们的心理，爱护他们的自尊心。有一次，在课堂上她讲“肯定”与“否定”的表达。问一个学生是不是少先队员，学生说“是”，她就把“是”字写在黑板一边。又问另一个学生，这个学生站起来后不好意思地说：“不是。”霍老师亲切地鼓励他：“你很快就会是了。”然后把“不是”写在黑板另一边。下课后她告诉听课的老师，在许多人面前，特别要注意保护学生的心灵，不要让它受挫伤。还有一次，有个同学很积极地举手，要回答老师的问题，看到老师叫别人，他急得屁股一颠一颠地想站起来。霍老师叫了他，他却答不上来了。霍老师知道，如果这个时候批评学生“捣乱”，就委屈了他。因为学生年龄小的时候，注意力很有限，他急着举手，把注意力集中在让老师叫他上了，就把问题忘了。霍老师微笑着，问全班同学：“大家回忆一下，我刚才问的是什么问题？”同学们重复了刚才的问题，这个同学做了回答，红着脸坐下了。同学们爱上霍懋征的语文课，因为她的教法符合学生的心理特点，生动活泼，寓教于乐，同学们在游戏中、在兴趣中就学到了新知识。霍老师仿佛猜透了每个同学的心灵，同学们称她是知心老师。霍懋征教书几十年，她的学生数以千计。她慈母般的爱心，和蔼可亲的教诲，永远激励着她的学生们，向上，向上！优秀校外辅导员张培英的故事她，不在学校教书，却时时关心着上千个少年儿童学习、成长；孩子们亲昵地叫她“阿姨”，她却是指导、帮助少年儿童走上光明大道的最好的老师。她，就是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和全军优秀校外辅导员，先进青少年工作者，全国自强模范，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获得者——张培英。身残志坚１９６０年５月的一天，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研工作者张培英正在实验室值班，“轰隆”一声巨响，突然的煤气爆炸把她掀翻在地。４０天以后，她从昏迷中醒过来，知道自己已经被烧得通体鳞伤，面目全非，双手也伤残了。她顽强地与伤病搏斗，治伤、植皮、锻炼肌体功能……７年过去了，她觉得自己可以继续为党工作了。可是，组织上给了她一等残废军人的待遇，让她长期休养。这位青年时期就参加过爱国民主运动，在解放前夕面对拿枪的敌人也不曾胆怯的女战士，在２５００多个因治烧伤而忍受痛苦的日日夜夜里都没有掉过一滴泪的共产党员，此刻却流泪了。她不愿意自己的后半生就这样平平淡淡地休养过去，她还要找到自己的岗位，为共产主义的事业继续工作下去，她要发光发热，让自己的生命再放异彩。１９６７年，正是十年浩劫开始的时候。一天，军事医学科学院的西门旁，摆起了一个“免费书摊”，上学必经这里的孩子们好奇地围了过来，有的同学发现摆书摊的阿姨和一般人长得不一样，那张似乎是变了形的脸怪可怕的，他们不敢接近她，还有人向她投石块。但这位阿姨却微笑着说：“拿书去看吧，孩子！”一个调皮的孩子觉得这位阿姨挺和蔼，“啪”地给敬了个礼，接过一本书，转身跑了。开始害怕的同学也不害怕了，争相借阅着自己喜欢的图书。摆书摊的就是身残志坚的张培英。她找到了新的岗位——校外教育事业，她自己掏钱买了各种图书，开始和孩子们接触，然后一步步艰难地走进孩子们心中。以后的２３年里，她常年奔波在军事医学科学院上千个孩子的家庭和孩子们所在的十几所学校之间，一次又一次到校了解情况，一次一次地走访家长，她靠着钢铁般的意志，克服着自己步履迟缓、行动不便的困难。她的精神感动着千家万户。一次家访，她上楼时不慎一脚踩空，猛地跌了下去。过了一阵，她强忍着疼痛，咬咬牙站起来，办完事，她让人搀扶着回到校外辅导站，直至晚上送走最后一个学生，她才想起去医院检查。结果医生诊断是左脚掌骨粉碎性骨折，给她打上了石膏，回到家里已是深夜１２点了。第二天一早，她又让家里人用推车把她推到了辅导站。以后，每天都让大孩子把她推去，午饭让家里人送来，以减少别人的麻烦。伤残痛苦对她来说都不算什么，因为她找到了人生的价值，找到了自己的岗位——校外辅导站。可亲可敬军事医学科学院青少年辅导站在张培英的努力下正式成立了。这是一间长年闲置的旧库房，张培英发动家长和院里的同志们义务劳动，把它清扫干净。辅导站有图书馆，还有篮球、排球、军棋、跳棋等各种体育用品，张培英主动要求当站长，她要对孩子们负责。辅导站不光组织孩子们游戏，张培英还开动脑筋，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请老红军、老八路作报告；每到“六一”把“三好生”、“好孩子”和“好家长”召集起来，照光荣像；成立电脑、航模、工艺等兴趣小组；给成绩差的学生办班补习功课……她要让每个孩子都能够做到“德、智、体全面发展”。她已经走进了孩子们心中，成为他们可亲可敬的朋友，孩子们亲昵地叫她“张阿姨”。一天晚上，张阿姨在校外辅导站阅览室修补图书，一边补，一边盘算着第二天要做的工作。她想到有个淘气的同学这两天又逃学了，他爸爸出差去了新疆，妈妈上夜班，现在……她坐不住了，马上收拾好屋子，关上灯，走出辅导站，向那个同学家走去。那个同学果然不在家，张阿姨就摸着黑四处寻找，终于在一个砖堆旁看见了他，他已经睡着了。张阿姨又心疼又着急，把他叫醒：“起来，跟我回去。”从这天起，张阿姨在这个同学家住了几个月，每天给他补课，给他讲故事，讲做人的道理。这位同学很受教育，不仅再也不逃学了，后来还被学校评为“三好生”。有一位同学，到商店买衣服的时候，把一条裤子悄悄藏起来，被人家发现，受到撤销团支委、团内警告的处分，同学们看不起他，从此他一蹶不振。事发那天，张阿姨亲自到派出所把他领回，后来就经常找他谈心，鼓励他在哪儿跌倒，就要在哪儿爬起来。后来，这位同学终于迈进了大学校门。和张阿姨告别的时候，他流着泪激动地说：“我永远忘不了您的叮嘱，我的路越走越宽，越走越明，我要坚定地走下去，再不回头。”一个女学生因为看了黄色书刊，思想复杂，成天与一伙流氓混在一起。家长打了她几次，管不了了，就把她赶出家门。张阿姨知道了，就跟踪寻觅，在他们活动的“据点”守了好几天。一天，这个女孩出来了，张阿姨立刻上前把她拽住。为了避开流氓的纠缠，在有关部门和领导的支持下，让这个女孩单独住在一个地方，张阿姨白天给她送饭，晚上和她谈心，陪她住宿。女孩开始几天不说话，张阿姨就耐心地劝导。女孩感动了，说：“张阿姨，您说得全对，可事到如今，已经晚了，您不要再为我费心了。”张阿姨激动地拉着她的手，说：“谁说晚了？你先耐着性子把这几本书读完，阿姨再和你谈。”一连几天，女孩读着《去意彷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越读，内心燃烧的火焰越烈，终于，她控制不住悲伤，伏在张阿姨的肩上“呜呜”哭了起来，下决心与自己的过去告别，开始新的生活。后来，张阿姨又主动给她联系工作，安排生活，经常关心她的成长，使她成为一名合格的工２３年来，张培英辅导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把他们送上光明大道。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这位可亲可敬的校外辅导员“张阿姨”，张阿姨身残志坚的精神，钢铁般的意志为他们树立了做人的楷模。无私奉献张培英担任大院校外辅导站站长，对大院上千名少年儿童尽心尽力，已经够辛苦的了。但她没有满足，她还关心着大院所属的万寿路地区的校外教育事业，她把这个区两万名少年儿童也当成了自己的孩子。万寿路少年之家开始成立时没有活动室，张培英四处奔走，呼吁社会资助，还以区人大代表的身份写提案。１９８４年，４间活动室终于动工了。可是盖到一半，经费不够，又停工了。张培英着急了，带着少年之家的负责老师去找基建工程兵单位，她三番五次地向工程队队长求情，工程队深受感动，决定“不赚孩子的钱，盖！”活动室终于盖成了。每周有１０００多个孩子到少年之家来活动，张培英发现院里没有厕所很不方便，就又写提案，积极帮助解决。少年之家成立舞蹈组后，急需建个舞蹈室，她一面上下呼吁想办法，一面拿出了自己家里的积蓄１０００元。同志们知道她身体不好，工作又累，不忍心收她的钱，通过组织把钱退给了她。可是第二天，她又把钱送来了。少年之家只好留下了这笔钱，用它设立了“培英奖”，用来奖励成绩优异的学生。张培英关心着少年之家的一草一木。一天，她打电话告诉少年之家的尤老师：“给你们搞到了两棵枣树。”尤老师高兴地说：“我们马上去挖。”挂了电话，尤老师临时处理了别的一点事，等到转身要去取枣树时，发现张培英已经把枣树送来，并且用她那双十指九残的手把枣树栽好了。尤老师当时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泪水涌出了眼眶。少年之家活动室前种的羊胡草，是张培英冒雨送来的；院大铁门上另开个小门，是她请人做的；存放工具的柜子，是她从家里搬来的；美术室的木刻材料、展板，是她给找来的；会计室窗户外的铁栏，是她出钱定做的……她默默地奉献着，为了她心中的教育事业。张培英在与学校联系的过程中，把对学校有益的事，也都看做是自己的事。学校缺老师，她帮着去聘请；老师病了，她带着自己买的营养品去看望。一次，发现一位老师的爱人陪床需要铺盖，她连夜把自己家的棉被抱来。有的老师要看病，怕时间长耽误上课，她主动帮助老师挂号取药……她默默地奉献着，为了她心中的教育事业。２３年来，忘我的工作使她除了烧伤留下的残疾外，又增添了严重的心脏病、胆结石、关节炎等十几种疾病，但她总是把这些置之度外。１９９１年６月２８日晚上，她拖着病重的身体家访，安排暑假游泳活动，１２点多才回家。第二天上午，她给几个家长打电话，询问孩子们的考试情况，还带一个孩子去图书室取书。６月２９日下午，她去参加军事医学科学院纪念“七一”大会，她站在讲台上作报告，介绍她为之奋斗的校外教育事业，展示她博大的胸襟。当她讲到：“我感到为党工作的时间不多了，更需要加倍努力工作……”时，她的心脏病突然加剧，她倒在讲台上，再也没有醒来……她在人生的道路上走了６５年，她在校外教育战线上奉献了２３年。她为少年儿童们留下了校外辅导站、少年之家；留下了图书、电视机以及各种活动用品，最重要的是，留下了一位共产党员无私奉献的精神和钢铁般的意志。而她自己呢？居室里只留下了五六十年代的旧家具，一张硬板床，铺着草垫子，有一个书箱还是参军时部队给做的。长期以来，她每月交３０无党费，多次为教育、社会福利事业和灾区群众捐款捐物，每次都是几百元、上千元。她默默地奉献着，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为了她心中的教育事业。全国模范班主任毛蓓蕾的故事“毛老师好！毛老师好！”在上海市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的校园里，只要毛蓓蕾老师的身影一出现，孩子们立即会围上来，热情地打招呼。“小朋友好！小朋友好！”毛蓓蕾老师也总是这样热情地回答孩子们，她点头微笑，她伸出手去摸摸这个头，拍拍那个肩，对每一个孩子都以爱抚来回报。毛蓓蕾老师从１３岁就当老师，那是因为在旧社会，家里太穷，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不得不当老师挣钱糊口。从那时起，她爱上了这个工作，爱上了学生，一直干到６０多岁，仍然常在校园里和孩子们在一起。毛老师是全国模范班主任。她教的班总是被评为优秀班集体。她特别关心学生的思想品德，想尽一切办法培养学生的良好的思想品德。思想品德课，是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毛老师讲思想品德课可有办法啦。有一次上课，毛老师拿来几只弹簧，让大家做实验，要每个人用手按一按弹簧。这是上思想品德课，还是要上自然课呢？真有意思。她让学生说说按弹簧的感觉，又教大家一首儿歌：“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你强他就弱……”啊，原来毛老师要给大家讲怎样对待学习上的困难，使大家懂得：学习上的困难像弹簧一样欺软怕硬……又有一次，毛老师拿来一面小镜子，让同学们都来照镜子，同学们照照镜子，发现脸上有脏的东西，赶快擦掉了。毛老师抓住这个机会，说：“小朋友，你们看他的脸擦干净了，变得更可爱了，这就像一个人有了缺点，改正了，又进步了。”原来毛老师是在给大家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好处。毛老师上思想品德课，生动活泼，把深刻的道理，这样形象地讲解，深入浅出，同学们都爱上。毛老师特别会讲故事，讲得带劲时，同学们十分激动。讲雷锋叔叔苦难的童年，同学们为小雷锋的悲惨遭遇，流下同情的泪。讲女排大姐姐为国争光，使同学们欢欣鼓舞。当同学们听到女排夺得世界冠军，五星红旗在体育场上升起，大家更是激动，这时毛老师在黑板上画出五星红旗，用录音机放出国歌，同学们不由自主地站起来，向五星红旗敬礼，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在孩子们的心中升起。毛老师是在激发孩子们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人民的感情啊！为了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毛老师注意观察每一个学生，了解他们的优点、缺点，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他们改正缺点。小陈是毛老师的学生，在学校表现不太好，在家里表现更糟糕，尤其是对奶奶，常常乱发脾气，很没礼貌。毛老师仔细了解，原来是小陈家长的教育不好，妈妈过于宠爱，对孩子百依百顺，爸爸不满意妈妈的做法，动不动就打孩子。老奶奶年老体弱，双目失明，妈妈对老奶奶常常训斥。因此造成小陈有这些缺点。看来，要教育好小陈，必须先做好家长的工作。毛老师就在家庭访问中开始进行教育了。一天中午，小陈没来上学，听说是病了。毛老师立即到他家看望。一进门就看见老奶奶端着一碗热粥，蹒跚着摸着楼梯上楼，到小陈跟前，一勺一勺地喂给他吃。毛老师体贴地对老奶奶说：“你年纪这么大，眼睛又不好，能煮粥已经很不容易了，照顾孩子的事，以后就交给我吧。”接连几天，毛老师放弃休息，去给小陈喂饭、吃药。老奶奶感动得不得了。一次，正赶上小陈的妈妈下班回来，毛老师抓住这个机会说：“老奶奶实在太宠爱孙子了，养得他这么娇，小陈的烧已经退了，自己可以起来吃饭，可还要奶奶喂。你们做父母的真有福，家里有这么好的老人照顾，可以安心地上班了。”小陈妈妈听了这番话，感到内疚，觉得自己对老人关心不够。对毛老师天天来照顾小陈，更是过意不去。毛老师见小陈妈妈有诚意，又接下去说：“老奶奶眼睛不好，你又是眼科医生，能不能陪她到医院检查一下，即使治不好，对老人来说也是一种安慰。”小陈妈妈一口答应。毛老师连忙把这事告诉老奶奶，老奶奶激动地紧紧握住毛老师的手。从此，小陈妈妈对老奶奶的态度变了，小陈对奶奶的态度也变了，自己能做的事也开始自己做了。毛老师又找小陈爸爸谈心，劝他改变教育方法。这样，小陈在教师和家长的共同教育下，进步了。毛老师的班上，也有淘气的学生，也闯过祸。最大的一次祸是“卷心菜事件”。那是在一天放学后，两个同学来到学校附近的菜市场，把鞭炮塞进卷心菜里，鞭炮爆炸了，卷心菜炸烂了。菜市场的人很气愤，找到毛老师，让他好好教育这两个学生。毛老师听到这件事后，十分冷静。她想，这两个学生平时学习用功，也遵守纪律，为什么出了学校闯了这么大的祸，是有意要损坏卷心菜吗？不像。毛老师想起来了，前几天大队举行火箭启航的活动，可能他们受了什么启发。一问这两个孩子，他们果然是说：“我们想看看卷心菜能不能借助火药的力量，像火箭一样飞上天……”毛老师批评了他们，指出他们做错了事，应赔偿人家的损失，又给他们讲了火箭的故事，并吸收他们参加科研活动。毛老师了解孩子，理解孩子的心，从不冤枉孩子，总是恰如其分地批评教育孩子。因此孩子们都爱毛老师，都愿意听她的话。毛老师为了做好班主任工作，为孩子们操碎了心，以至操劳过度，健康受到很大损害。１９６２年，毛老师发现看书写字时间一长，眼前就有一些细小的黑烟在飘动，经医生检查，她患有视网膜剥离，眼底动脉硬化，眼玻璃体混浊等病。教师需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毛老师那双眼睛不仅要用来看书写字，还要用来观察学生的一举一动，还要透过学生的举动，看到他们的心灵。眼睛这么多病，给她的工作带来多大的不方便。每到夜晚，毛老师伏案备课，总是不时放下笔擦擦眼，站起来透过窗子看看远处，让眼睛休息一下，再接着干。给毛老师带来痛苦的，不只是眼，她还患有肺结核、高血压、肝炎和心脏病，她曾几次晕倒在马路上和教室里。但她仍然不顾自己的病，坚持工作。医生在她的病历上写道：“患者拒绝休息。”“劝其休息，患者拒绝。”毛老师怎么舍得离开自己的学生，怎么舍得耽误学生的学习呢？毛老师的耳朵里患胆脂瘤，需要住院开刀切除，但她总怕耽误学生的功课，总是抽不出时间去住院。直到１９７８年，耳朵里流脓水，病情不能再拖下去了，毛老师才在寒假去住院。可正赶上春节，按医院的规定，春节期间是不动手术的。毛老师找到医生说：“我之所以选在春节住院，是为了不影响工作，我对学生的感情，就像你对病人的感情，请你理解我。”在毛老师再三恳切要求下，医生破例了，在大年初四，为毛老师动了手术。可是，一次手术只能切除一只耳朵里的瘤子，按要求应该在两周后，再对另一只耳朵做手术，毛老师又恳求医生：“那次手术到暑假再做吧，那时，我这班学生就小学毕业了。”医生没办法，只好同意了。当这班学生去中学报到那天，毛老师住进医院去了。学生们听说毛老师动手术了，都不安起来，全班同学都来到医院，要求看望老师。可医院规定，不许这么多人一起进病房探望。他们苦苦哀求，保证不影响其他病人休息，好话说了一大堆，终于感动了值班的阿姨。阿姨说：“好，答应你们，可你们必须按自己说的话去做，只看一眼就马上出来。”孩子们排着队，踮着脚，轻轻走进病房，他们看见毛老师直挺挺地躺着，苍白的脸上涂着红色的药水，半边脸上包着渗着血的纱布，忍不住都哭了起来。“毛老师，您好点了吗？”同学们呜咽着说。全班同学离开病房，又派了两名代表进来，在毛老师的病床前，演奏小提琴，因为同学们知道毛老师喜欢音乐，常常给同学们弹琴唱歌。毛老师当时不能说话，但是她能看得见听得见，她的心被孩子们的爱簇拥着，她觉得十分幸福。医生、护士、病人们也看到了，听到了，他们也被孩子们真诚的爱打动了，他们都羡慕毛老师，能享受到这样纯真的爱。毛蓓蕾老师享受到这样的爱是当之无愧的，是她对孩子的爱，对事业的爱，赢得了学生的心。草原上优秀教师乌云的故事在内蒙古哲晨木盟草原上，提起库伦旗一中教师乌云，几乎家喻户晓。她是一位华籍日本人，原名叫立花珠美，是遗留在中国的日本孤儿。１９４０年，她们一家随同身为国家公务员的父亲来到中国。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日军仓皇逃命前，指挥官命令把尚未离开的驻华人员家属带到哥根庙附近的荒野，疯狂地把她们赶下山涧，然后用手榴弹乱炸。立花珠美的妈妈、姐姐、弟弟和妹妹都在这场悲剧中惨死，８岁的立花珠美侥幸活了下来，在死人堆里过了４天。后来，一对善良的蒙古族夫妇收养了她，她从此有了新阿爸、阿妈，也有了一个中国蒙古族的名字——乌云。慈母般的微笑１９５７年，乌云大学毕业了，分配到库伦中学教书。这是一个贫穷偏僻的地方，旗所在地就在山沟里。房子连着沟坎，房下支着立木，悬在半空。乌云毫无怨言，在这山沟沟里默默地播种育苗，教书育人，一干就是３０年。３０年来，她教的学生数以千计，有多少孩子曾经在她家里住，在她家里吃；她又为多少学生拆洗了床被，用自己的钱解决学生的困难，谁也无法计算。她教过的学生茁壮成长，已经飞向祖国的四面八方，但是谁也不会忘记这位慈母般的乌巴克西（蒙语：老师）。有一年，自治区召开民族教育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乌云老师受到了邀请。当时，她担负着蒙生汉语的教学任务，怕耽误学生的学习，她向大会请了假。没隔多久，她收到了这样一封信：“乌巴克西：我们在报纸上看到了您的名字，得知您在呼和浩特开会，我们不约而同地聚到一起，带着礼品去宾馆看您。我们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找到您。您知道，我们多么失望……“我们多么盼望您能来呀，多么想再聆听一次您的教诲，多么想再见到您那慈母般的微笑，我们又多么想和您谈一谈我们的工作、学习、思想……“盼望您，我们的乌巴克西！”落款是几十个熟悉的亲笔签名，他们是在呼和浩特工作的、乌云老师的学生。手捧着这封热情洋溢的信，乌云老师也很激动。１９６０到１９７０年间，她一直任初中班主任。刚上初一的孩子都十二三岁，离开父母都很想家，乌云老师就担负起父母亲的责任，和他们聊天，给他们热饭，教他们读书学习，教他们生活自理。有个学生有夜尿症。乌云老师发现后，没有直接去和他交谈怕他害臊，怕伤了他的自尊心。怎么办呢？乌云老师先悄悄地做几个住在他附近的同学的工作，让他们每天半夜时叫醒这个同学。白天，趁学生上操的时候，乌云老师又坚持天天给这个同学晒被褥，赶同学下课之前，再将被子原封不动地摆好，还定期帮他拆洗被子。半年以后，这个同学的病终于好了。有个瘦弱的女孩叫金小。她从农村来，起初穿着褴褛的衣裳，鞋底子也绽开了。课间，别的同学嬉戏打闹，金小却常在一旁悄悄掉泪。乌云老师发现了，就过去问她。原来，金小的父母年迈多病，家庭困难，不打算让她上学了。怪不得她每周总吃炒面，从来不订饭呀！乌云老师心里一阵难过，说：“跟老师来！”她把金小带到商店，给她买了衣服和鞋，金小激动得流出了热泪。后来，乌云老师干脆让金小到自己家吃饭，资助她继续读书。金小很用功，念完中学，又上了大学，还当了教育局的干部。有个调皮捣蛋的学生叫花宝哈，剃光头，穿花衣，叼烟卷，打架斗殴出了名。他母亲急得没办法，就求乌云老师好好管管他。乌云老师一点也不嫌弃，总是关心体贴花宝哈，耐心地开导他。他进出教室跳窗户，乌云老师没有责骂他，而是给他讲英雄人物的故事，讲怎样和同学们融为一体。乌云老师的温柔、慈善终于打动了花宝哈，使他改变了自己，好好学习了。现在，他成为库伦建筑行业的技术能手，是当地有名的能人。还有个叫包玉山的学生，当时身体十分弱小，是汉文班里最小的学生。起初，他一句汉话也不懂，还常常想家哭鼻子。乌云老师让他住到自己家，和自己的儿子马迎春睡在一个炕上，一住就是３年。当时细粮很少，乌云老师看包玉山身体弱，每次参加校田劳动时，都要给他烙两张饼，煮几个鸡蛋带上，而自己的儿子却没有，常常撅起嘴表示不满。一天晚上，包玉山肚子疼，乌云老师就用自己温暖的手，轻轻地给他揉啊揉，包玉山渐渐地舒服了，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他才发现，乌云老师的一双眼睛熬得通红，她一直在他身边挨到天明啊！冬天，教室里冷，包玉山的小手总是冰凉，乌云老师用铁皮罐头盒做了个小火炉，装上烧红的木炭，让他提着火炉上学。小火炉温暖着包玉山的手，更温暖了他的心。现在，他也上完大学，成了哲里木盟医院的医生。还有莫日根、乌兰哈达也在乌云教师家住了３年，后来也都上了大学，莫日根还到了北京工作。还有……乌云老师记不清了，她把那么多学生当成了自己的孩子，给了他们温暖和微笑。“除非躺倒起不来”人们常说，学校就是园圃，教师就是园丁。为了培养出灿烂茁壮的花朵，园丁必定要付出辛勤的汗水。３０年来，乌云老师兢兢业业地工作，讲台就是她的阵地，她说：“除非躺倒起不来，否则我一定坚持给学生们上课。”１９７１年２月８日，她的丈夫因患肝硬化，永久地离开了人间，撇下了她和两个还不到１０岁的孩子，她悲痛万分。她的丈夫是蒙古族人，英俊潇洒，他们曾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现在，他走了，走得过早了……３月１日，库伦中学开学的那一天，学生们看到，他们尊敬的乌云老师又站在了讲台上。她承受了巨大的悲痛，她消瘦了，脸色也不好，但是当她讲课的时候，脸上依然浮现出慈母般的微笑。同学们感动极了，他们把泪水悄悄地咽进肚里，他们认真地聆听着老师的教诲，他们知道，这才是老师的心愿啊！有一次，学校参加修河堤劳动。当时，乌云老师正在害眼病，眼睛肿得厉害。但她仍然坚持和学生一起干，同学们干劲很足，挥锹往河里填土，乌云老师一边喊着“加油”，一边毫不示弱地猛干着。因为劳累过度，她只觉得眼睛很模糊，仿佛镜片擦不干净似的。第二天，她怕耽误课，没和别人透露，又继续上讲台了。过了几天，她才抽出时间去医院检查，医生说：看得太晚了，已经成了永久性白翳。现在，乌云老师的双眼视力一个０．１，一个０．０５，几乎失明了。一次学期期末，乌云老师感到胸疼得厉害，有时疼得直不起腰身。当时正是学生最需要老师的时候，她就弯着腰坚持站在讲台上，辅导学生期末复习迎考。直到元旦那两天放假，她站不起来了，大家送她去医院。医生检查后，确诊是胸膜炎，先后抽出胸积水２０００毫升。医生简直不敢想象，她是怎样战胜病痛，坚持讲课的。还有一次，乌云发着高烧，一个星期没有吃东西，但她却一天也没有离开讲台。直到后来，同学们看到她苍白的脸上冒着虚汗，衣服溻在身上，猜想她肯定又在带病上课。同学们实在忍不住了，不让她讲了，硬是陪着她去了医院。这一次，她患了结核病。乌云老师仍然坚持给同学们讲课。她教给学生的已不仅仅是文化知识，而是怎样做一个正直淳朴的人；她不单是用语言来讲课，而是用她高尚的情操、她的责任心和爱心讲课。《我爱中国——伟大的母亲》１９７２年，中日恢复邦交，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听到这个消息，乌云老师寻找亲人的心愿萌动了——她不知道父亲是否还健在，她只记得小时候妈妈常给她看一张照片，说那是她留在日本的亲哥哥。她就托人回国打听。五月份，她的哥哥立花甫真的来信了，告诉她父亲已经去世，并要她回日本探亲，为父母扫墓。１９８１年２月，乌云老师得到了护照。可当时她正任初三的班主任，还有几个月这个班的学生就毕业了。学生们依依不舍地说：“您当我们班主任都两年半了，过几个月您再走行吗？”乌云老师感动了，她也舍不得这些孩子啊！直到这年８月７日，她才坐上中国民航机，回到生她的国土——日本。在大阪机场，乌云老师下飞机的时候，叮嘱自己的女儿：“孩子，到了这个地方，你可千万别东张西望，丢了中国的尊严。咱们要昂起头，挺起胸，拿出中国人的志气来！”乌云老师看见了自己的亲哥哥，兄妹俩冲出人群，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热泪横流。３５年的分别，怎能用语言来表达心情呢？在家乡德岛市，人们打着“欢迎乌云先生”，“欢迎立花珠美”的旗子，盛大的欢迎场面使乌云老师十分激动。为了增进感情，让妹妹感到日本国土的亲切美好，哥哥总是尽量挤出时间陪妹妹去旅游，熟悉日本的风土人情和发展情况。他们去了东京、大阪、神户，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可是，乌云老师的脑海中偏偏总是想念着中国。她想阿妈。小时候，她得了重感冒，烧得厉害，当时农村缺医少药，阿妈急得团团转。当她从昏迷中苏醒的时候，发现阿妈盖着两层大被，紧紧地搂着她，为她捂汗。她还记得，阿妈节衣缩食，家中老母鸡下的蛋总舍不得吃，攒够十个就去换钱，攒钱供乌云上学。她还记得，阿妈在数九寒天到野外扫碱，熬成碱块卖钱，一双手泡得都变了颜色。“今天我能成为人民教师，是阿妈的心血！”她想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给她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上中学的时候，没钱回家，学校了解了她的身世，给她报销路费。从中学到大学，她一直享受着一等助学金。她深深地感激党和国家，在中学时，就写了一篇作文表达自己的心声，题目是：《我爱中国——伟大的母亲》！她还想领导和同事们。她爱人去世的时候，他们怕她孤独寂寞，天天到她家，帮她做饭，给她作伴。上坟时，学生和老师们都陪着去。当地每年要打一次柴禾，要背煤，要抹一次房子。可每年不用她开口，柴禾就满了，煤也送到家，房子也抹好了。后来领导干脆做了决定，给她的房子铺了瓦。她看到，校领导的房子上都没有瓦啊！她更想她的学生。记得一天正上课，外面电闪雷鸣，狂风大作。下课时，学生们都冲出去了。她很疑惑：他们干嘛去了？结果学生每人捡了一根大树枝子拖到了她家的门前。库伦缺柴，学生看到狂风暴雨打断了树枝，首先想到了给老师当柴用。乌云老师感动得说不出话来。还有一次，她感冒不舒服，正在备课，有几个学生敲门进来。他们的手都放在衣襟下面，互相看着笑嘻嘻地不说话，一个同学一使眼色，几个人同时拿出手里攥着的苹果。他们说：老师，我们看您脸色不太好，一人花五分钱给您买一个苹果。那是１９７０年，五分钱的苹果对这些孩子来说是稀罕的，有的孩子自己就根本没吃过苹果呢。她觉得自己无法报答孩子们的情意，忙煮了一锅地瓜，请孩子们边吃边聊天。在日本过了一段时间，哥哥让立花珠美回日本定居，房子已经买好了，家用电器也由哥哥凑钱买一套，她和女儿的工作都是教师，在日本是受尊敬的职业，很好安排，儿子学医，３５岁以后可以开私立诊所……一切都为她安排好了，只等她选择。１１月的一天晚上，一家人在一起看电视：这是在大阪举行的国际超级女排赛，中日争夺冠军。乌云老师为中国女排捏了一把汗，她们赢了一个球，她就兴奋，就叫好；她们一个球没打好，她就唉声叹气。她的嫂子忍不住问：“你到底是站在中国立场上还是站在日本立场上？”乌云笑笑。她的哥哥已经明白了：虽然妹妹血管里流的是日本的血，但她的心却依恋着中国，因为那是她伟大的母亲。乌云老师选择了中国，她要继续用自己的热血和真诚回报中国母亲。她的哥哥留不住她，劝她看完日本的樱花再走。乌云老师思念着祖国已无法再等待下去了，她告别了日本亲人，重上飞机，回到了中国母亲的怀抱。１９９０年春天，日本派出寻亲访华代表团，再次向乌云提出回日本定居。乌云老师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在中国生活得很愉快，我爱生我的日本，但更爱养我的社会主义中国！”舞蹈教师张萍的故事１９９１年“六一”，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栏目播放了“六一”奖杯获得者——张萍的事迹。她是北京市海淀区少年宫的舞蹈教师，从事的是校外教育工作，但她和每一位热心教育事业的人民教师一样，用自己的爱心和汗水，浇灌着祖国的花朵。硕果累累张萍老师不是舞蹈专业科班出身的，但她从小喜爱舞蹈，小学时就参加过少年宫的舞蹈训练和演出。中师毕业后，她曾在北京中关村小学当教师，后来又进入北京师范学院音乐系学习。１９８０年，她调到海淀区少年宫，担任舞蹈教师。从此，她把自己对舞蹈的酷爱和对教育事业的忠诚融在一起，她精心地创编一个个舞蹈节目，通过孩子们的表演，向人们传播时代美和心灵美。她创编的第一个舞蹈《新苗》，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受到了中外小朋友的热烈欢迎，荣获１９８１年北京市舞蹈协会颁发的创编和表演两个一等奖。１０多年来，她自己创编、教小朋友们排练演出的《晨曲》、《丰收歌》、《果园里的笑声》、《小草帽》和《拾稻穗的小姑娘》等７个儿童舞蹈，１６次在市、区少年宫及全国舞蹈比赛中获奖。市里还准备为她出版舞蹈创作专辑。她一边工作，还一边进修，观摩各种演出，丰富自己的阅历。１９９０年，听说北京师范学院艺术系办培训班，当时，她的儿子才几个月，她还是毅然参加了培训班学习。有人不理解，张老师已经是３６岁的中年人了，还学什么舞蹈？张老师心里最清楚：她不是为自己去跳舞而学习，她是为了提高自己，把美丽的舞蹈教给少年宫的孩子们，让孩子们把美丽带给人间啊！１０多年来，她不断钻研专业理论，发表了６篇专业论文，并被破格评为中教高级教师，成为全市校外教育系统中具有高级职称的、最年轻的教师。她还多次被评为区、市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这硕果，是用辛勤的汗水换来的。创造美，传播美张萍老师爱她的事业，也爱她教的孩子们。她编的舞蹈要从孩子们中间索取素材，还要通过孩子们的排练、演出来检验成果。一次，天上下着雨，人们打着伞匆匆地行走。张萍老师忽然看到这样一幅场景：几个孩子在雨中不慌不忙走着，不时地发出“咯咯”的嬉笑声。只见他们一会儿几个人挤在一把伞下，一会儿又交换着手里的伞，你打我的，我打他的。一个淘气的男孩子，还故意使劲转动伞把，把雨水甩到伙伴的身上，伙伴没有生气和叫喊，用同样的方法还击着他。张教师揣摩着他们的心思，知道他们喜欢下雨，喜欢在雨中嬉戏；张教师观察着他们的动作，那顽皮、那天真，不都能夸张成优美的舞蹈动作吗？张教师高兴极了！回到家里，她对着镜子，模仿着孩子们的动作，然后一遍一遍地改成舞蹈动作。“这样行吗？”她问自己。然后摇摇头，再改一改。“这样行吗？”她问家里人，听着身边第一观众的反映。不知流了多少汗水，不知改了多少遍动作，舞蹈《一把雨伞圆溜溜》终于创编好了。不久，它就变成了孩子们表演的精彩节目。听，雷声隆隆，雨声哗哗；看，９个调皮的小姑娘打着伞出现在舞台上……小观众们拍手叫好，他们仿佛看到把自己搬上了舞台；家长老师们热烈鼓掌，称赞这个舞蹈具有诗情画意，给人以美的享受。此刻，张老师的脸上露出了微笑……张老师深深地懂得自己身上的重担，她知道舞蹈班不光要教舞蹈，还要教思想；舞蹈班的学生不光要有美的舞蹈动作，还要有美的心灵、美的行为。她对同学们要求很严格，上课不准无故缺席，有事要讲清原因，事先请假，使学生们都有了较强的组织纪律观念。一次，因为下大雨，路上积水太多，公共汽车无法通车。一个女同学为了不缺课，硬是绕了很远的道赶来，虽然迟到了，但张教师了解了情况，还是表扬了她，鼓励大家向她学习。学生中多数是独生子女，在家很少做家务事，有的自理能力也很差。张教师觉得自己有义务帮助他们。她平时很注意自己的言行，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耐心地带动着孩子们：自己管理好服装，下课要关灯、关窗、锁门……课间休息的时候，张老师和同学们坐在一起聊天，听他们讲同学之间发生的喜怒哀乐，问他们在学校、在家里的学习生活情况。同学们对张老师无话不说，把张老师当做自己的大朋友。一次，张老师问：“你们在家都会干什么呀？”有的同学说：“我会点煤气灶。”有的同学说：“我会洗菜。”也有的同学低着头，一声不吭。张老师心里明白：他准是什么也不会做。张老师笑着告诉他们：“劳动是光荣的，爱劳动才是好孩子。”以后，在家干过活儿的同学更勤快了，他们要学会以前自己不会干的事；在家不曾做家务的同学，吵着要帮爸爸妈妈做些什么。他们长了本领，就要向张老师汇报，争当爱劳动的好孩子。张老师舞蹈班里的学生，思想品德和学习成绩都不错，个个都是学校里的文艺骨干。１０多年来，张老师教过的学生许多都上了中学，他们常常想念张老师，回到少年宫来，看张老师带着小弟弟小妹妹们训练。他们看到张老师翩翩的舞姿，十分感慨：我们都一年年长高、长大了，张老师却好像永远年轻！许多同学遇到烦恼，仍然要来找张老师倾吐；有的同学升学要上什么学校，也来和张老师商量；每逢教师节和新年，一张张诚挚的贺卡就会飞到张老师面前……张老师是同学们的知心朋友，她的美丽、善良，永驻同学们的心田。“舞蹈迷”有人说张老师是“舞蹈迷”，不错，为了她的舞蹈事业，她可以忘我地工作、拼搏，甚至置生死于度外。本来编排舞蹈节目已经够辛苦了，除了舞蹈动作的编创，还要创作伴唱的词曲，还要组织乐队伴奏的训练，到演出时，还要亲自给一个个同学化妆，带队演出。这还不够，还要考虑设计服装、发型、道具、背景。说是舞蹈教师，其实是一个响当当的多面手。少年宫经费有限，张老师精打细算，为给宫里买到既便宜、效果又好的豆包布，她几乎跑遍了北京城。过度的劳累，使她腰肌劳损的毛病常常复发，有时疼痛难忍，但她都硬是挺了过来，决不耽误工作，也不在学生面前流露出丝毫痛苦的表情。无情的病魔悄悄地侵袭着张老师，当医生诊断她得了肾癌的时候，学生和家长都不肯相信。那么精神抖擞、笑容可掬的张老师，怎么可能突然患了绝症？他们都希望这是误诊，一些学生的家长还四处奔波，为张老师联系医院做检查。然而，医生的诊断依然如故。学生们忍不住泪水哗哗地流下来，有的抱头痛哭，有的跺着脚哭喊着：“我不让张老师生病！”张老师病倒了，面对死亡的挑战，她没有怯懦。慰问的电话和来看望她的人不断，使她更认清了生存的价值，她与病魔抗争着，期待有一天重新穿起舞蹈鞋。人们不会忘记，还在张萍刚刚结婚的那一年，她本来准备新婚第二天去旅游的，突然接到去外地演出的任务，张萍征得了丈夫的理解，毅然放弃了蜜月旅行，带队演出，一去就是２０天。人们不会忘记，１９８６年５月，她作为节目编导者之一，要随中国儿童艺术团到美国演出。出国前，面临着紧张的排练。这时，她正怀孕。家里人和学生家长们都很关心她，叫她注意身体，她自己也想顺顺当当地保住孩子，但是，在排练场上，穿起舞蹈鞋，她就不由自主了。她讲解、示范、翩翩起舞，终因不慎，流产了。那次，她躺下了，仅仅７天。她躺在床上的时候，还一直在编舞蹈动作。７天后，她躺不住了，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让丈夫陪着，又来到了排练场，她拖着虚弱的身体，丈夫和学生家长们再次嘱咐她：坐着讲讲就行了，别起来活动。可是，讲着讲着，手里比划了几下还不行，到底又站了起来。真是舞蹈迷啦！病魔在强者面前悄悄地退却。张老师在医院做了大手术，摘除了右肾。这次，她躺了３个月，对肾病患者来说，３个月太短暂了，体力无论怎样也无法恢复；但是对她来说，３个月似乎太长了，她离不开她的舞蹈鞋、离不开舞蹈班的孩子们啊！少年宫舞蹈班接受了为市人大代表演出的任务，张老师感到光荣。她支撑着虚弱的身体，指导孩子们排练。懂事的孩子们看见张老师又出现在排练室，高兴得像春天里的小鸟，他们细心领会老师讲的动作要领，个个都非常用心地排练，他们要跳出最好的水平，让张老师满意，不让张老师着急受累。张老师本来打算排练完了再回家休息，可是到了排练场，看到孩子们那欢快的舞蹈，穿上自己的舞蹈鞋，她就忘记了休息。真是太痴迷了！张老师迷恋着舞蹈，但已不仅仅是孩童时期那种对美的向往和追求；她迷恋着的，是自己为之献身的事业，这事业能够把美丽带给人间。我们祝愿张老师早日康复，我们期待着张老师编创出更多更美的舞蹈。